《深圳改革開放史專題研究》課題成果簡介

　日期：2011-07-11   來源：深圳市社會科學院

《深圳改革開放史專題研究》

課題成果簡介

黃玲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中，深圳經濟特區的創建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戰略決策，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個偉大創舉。改革開放30年來，深圳現代化建設迅猛發展，各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創造了世界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史上的罕見奇跡，對全國做出了巨大貢獻。深圳市史志辦公室組織業務人員開展了改革開放史專題研究，涉及的領域主要有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研究、黨和國家領導人與深圳特區建設、經濟發展研究以及特區文化研究等，完成專題論文17篇，約15萬字。現將課題成果報告如下：

一、        關于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外國政要與深圳的研究

深圳是在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倡導和支持下建立并發展起來的。黃小華的論文《鄧小平特區建設思想研究》和《江澤民特區建設思想研究》，探尋鄧小平與江澤民的特區建設思想產生與形成的歷史，認為鄧小平特區建設思想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部分，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的集中反映。江澤民特區建設思想是在鄧小平特區建設思想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的，是對鄧小平特區建設思想的繼承、發展和創造，是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思想智慧的結晶。

經濟特區是中國共產黨人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產物，谷牧以堅強的黨性和頑強毅力直接推動了我國經濟特區的創建與發展。王曉杰在論文《谷牧同志與深圳經濟特區》中，重點研究了1979年到1988年期間，谷牧與深圳經濟特區創建的歷史。作為黨中央國務院分管經濟特區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在我國經濟發展的轉折關頭，谷牧堅決貫徹鄧小平同志打開國門，實行開放的思想，進行了大量的開創性的工作，為特區的創建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受黨中央委托，直接為深圳特區的建立與發展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解決了深圳特區許多重大問題，并先后16次親臨深圳考察與指導。他貫徹中央和鄧小平同志關于特區建設的指示和要求，抓住特區建設中的重大問題，提出了特區建設的重要原則和方針，有力地推動了特區的發展。在特區工作中，谷牧頂住壓力，排除非議，堅定不移地支持特區，熱情扶植特區，表現出了謙虛的品格，務實的精神，干練的作風和高超的領導才能。

深圳的崛起也引起了外國政要的關注。詹延欽在論文《李光耀與深圳經濟特區的崛起》中，指出李光耀是一位具有世界影響的知名政治家。他不但領導新加坡取得令人矚目的巨大成就，而且對世界許多重大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都有遠見卓識。1985—2005年，他先后5次以總理和內閣資政的身份訪問深圳，對深圳經濟特區的發展歷程印象深刻。幾十年來他一直關注著深圳的崛起和發展變化，與深圳這座中國經濟特區城市結下深情厚誼，形成了他個人獨特的深圳特區觀。他對深圳經濟特區的許多思想言論反映了一位世界著名政治家的高瞻遠矚和遠見卓識，成為世界政要、學者們研究深圳經濟特區以及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理論武器。深圳的光明未來就是中國的未來。李光耀以他個人獨特的眼光正視深圳經濟特區的崛起，并以之作為檢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而深圳特區的成功崛起，充分驗證了李光耀的預言，它向世界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符合中國國情、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

二、        關于深圳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研究

深圳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應運而生，并因改革開放而迅速崛起。改革開放給這個昔日的邊陲農業縣帶來了滄海桑田的巨大變遷，農村變為城市，農民變為城市居民，城市面貌煥然一新。多篇論文從不同角度研究了深圳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

黃玲的論文《中共深圳市委決策對深圳城市總體規劃與發展戰略變遷的影響與變遷特點》，從深圳市經歷的奠基初創階段（1979—1992年）、增創新優勢階段（1993—2002年）和率先科學發展階段（2003—2011年）這三個歷史發展階段的城市總體規劃與發展戰略的變化，探討中共深圳市委的重大決策對深圳城市總體規劃與發展戰略變遷的影響和變遷特點。文章認為，自1979年建市以來，深圳的城市發展變化巨大，城市總體規劃與發展戰略在各個歷史時期都不斷變遷調整，其發展變遷的歷史與國家變化的大背景、與國家對深圳特區的定位要求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尤其是與中共深圳市委在各個時期的重大決策緊密聯系的。深圳對城市總體規劃與發展戰略的制定是極為重視的，先后多次進行修編和調整。其特點是：市委有戰略眼光，重視規劃，善于借鑒，與時俱進，不斷調整，規劃范圍先特區后全市，逐步推進，形成一體化；目標不斷調整，最終定位國際化。深圳的城市發展是在市委的領導下有力推進的，市委在各個歷史時期適應形勢發展，與時俱進，制定并不斷調整城市總體規劃和發展策略，從而保證深圳30年的發展取得巨大成就，創造出“深圳奇跡”、“深圳速度”和“深圳效益”，深圳也因此從一個邊陲小縣建設成為一個初具規模的現代化大城市。

王地久在論文《寶安農民對深圳的貢獻》中，重點研究了改革開放進程中的寶安農民。認為深圳建市30年，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些成就的取得，離不開鄧小平的英明決策，離不開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離不開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同時，更離不開深圳市民的辛勤勞動。在這浩浩蕩蕩、承前啟后的建設深圳大軍中，既有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主體，也有固守家園的本土居民---寶安農民，他們“敢闖敢干”，對深圳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做出了不可替代、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主要有：寶安農民60年代試水開放，1961年縣委制定了一個適當放松邊防管理的“三個五政策”，開展小額貿易，為打開封閉的國門做出了有益探索；寶安農民70年代疾呼改革開放，寶安縣委及時向上級黨委、政府反映農民訴求和建議，得到了省委書記習仲勛等領導的高度重視，最終促成深圳經濟特區的建立；寶安農民先行先試，創造了無數個深圳改革開放的第一，如創辦外貿生產基地，擴大了對外開放程度，恢復實行邊境小額貿易，率先突破僵化的外貿體制，率先引進“三來一補”企業，開辟中國招商引資的先河；寶安農民“洗腳上田”，為深圳城市化進程做出了無私奉獻。同時，寶安農民也是深圳改革開放成果的最大受益者。

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深圳在全國率先進行農村城市化改革，并于2005年全面完成農村城市化，成為全國首個無農村的城市。劉耀的論文《深圳城市化進程的過程》，通過考察深圳城市化進程，介紹了城市化的內容及特點，分析了城市化的經驗和存在的問題。作者認為深圳的發展過程是伴隨著農村城市化的過程，農村城市化為深圳城市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條件。沒有農村城市化，就沒有深圳今天的發展。農村向城市轉型是城市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農村城市化發展的主要路徑。農村城市化不僅包括農村物質景觀、生產生活方式、社會文化結構等方面的改變，也包括農村管理體制的城市化改革。深圳農村城市化的過程、經驗及存在的問題，對內地其他城市的農村城市化改革具有一定的參考和借鑒作用。

隨著深圳經濟特區的成立，一道特區管理線橫亙于深圳市的中部，“關內關外”20多年來成為頗具深圳特色的一個名詞。2010年７月１日，深圳經濟特區范圍從原來的福田、羅湖、南山、鹽田四區延伸到全市，二線關外的寶安、龍崗兩區被納入到特區范圍，特區面積從395.8平方公里擴大至1952.8平方公里，深圳發展邁進了“大特區”時代。張勁在論文《關內關外——深圳的特區管理線與城市一體化》中，考察了特區管理線的設置和啟用，關內關外行政區劃的演變、特區之特與一市兩法問題以及特區擴容的經過，認為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在城市化大潮下，為了適應城市一體化的需要，特區擴容問題逐漸擺上臺面并最終成為現實。特區擴容后，原來的特區管理線仍然暫時保留。這條特區管理線在歷史上對深圳經濟特區的誕生和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今后一段時期里，仍然會陪伴深圳城市一體化的進程。這條見證了一段崢嶸歲月的特區管理線，在今后一段不短的日子里，仍然會繼續陪伴著深圳城市一體化的進程。如何充分協調好二線關與深圳城市一體化之間的關系，將是今后大特區城市發展、城市管理、經濟布局的一大命題。“關內關外”，這個頗具深圳特色的名詞，在歷史和現實中，都有其深深的印記。

1992 年7月1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授權深圳經濟特區立法權。副省級城市有了立法權，這在全國還是第一個。毛劍峰在論文《深圳立法權行使情況研究》中，探討了深圳立法權的取得及行使情況。認為深圳從誕生之日起，就重視運用法律手段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通過立法規定改革的方向和措施，鞏固改革的成果，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從而保證了改革的合法與順利進行。從這個意義上講，獲得授權的特區立法權，并逐步建立起比較完備的特區法規框架，是改革開放以來深圳經濟特區所取得的重要成就當中最基礎、最根本的成就。回顧歷史，從1992年7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授予深圳經濟特區立法權開始，深圳的立法工作由局部到整體，由單項立法到系統立法，由打基礎到建立起系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規體系，可以說是逐步走向深入，其覆蓋面也從特區擴大到全市，立法內容也從經濟領域擴大到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可以說已經覆蓋到方方面面，取得了顯著成績。可以說，目前深圳的各個主要領域、各個行業已經基本有法可依，經濟社會等各項事業依法、規范、有序運作。深圳經濟特區立法實踐為特區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從法律上提供了引導、推動和保障作用。

深圳毗鄰香港，香港在深圳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改革開放對深港關系產生了重大影響，深港邊境態勢也由此發生演變。周華的論文《試論改革開放與深圳香港邊境態勢》考察了深港邊境100多年來的歷史，認為自清末以來，深港邊境是中英兩國外交關系的前沿，見證了中國從列強入侵、領土割讓到逐步走向獨立自強的百年歷史。改革開放對深圳香港兩地均產生了深遠影響，是深港邊境態勢發生歷史性演進的關鍵。深圳因改革開放而崛起，從根本上解決了長期困擾邊境地區的群眾偷渡外逃問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英雙方在深港邊境的冷戰對峙逐步轉變為對話與合作，邊境口岸建設迅速發展。改革開放最終促成了香港回歸，結束了英國的殖民統治，開啟了“一國兩制”框架下深港逐步融合的新時期。深港邊境成為“一國兩制”的對接區，成為獨特的一個國家基礎上的國內特殊管理區，對于深港融合共建國際大都會，促進國家的改革發展和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特殊的意義。

三、關于經濟發展史研究

深圳作為中國建立最早的經濟特區之一，其經濟發展成就舉世矚目。王碩的論文《深圳對外開放源起》，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兩個層面的對外開放嘗試，安定邊防：從農副產品出口基地到“三個建成”，創新體制：中央提出創辦特區的決策等方面進行考察，認為深圳對外開放之路，與香港的命運緊密相連。20世紀50年代，中共中央出于政治考慮，對港澳確立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戰略決策。60年代初，香港經過近十年經濟轉型之后邁上現代化之旅。深圳對外開放之路，對香港開放之路，也斷斷續續從這時起步。

李鋼、李丹紅合作的論文《證券市場20年股票發行機制改革研究》，考察了1990—2010年的證券市場，認為從1990年12月以深發展、萬科為代表的深圳“老五股”和以飛樂音響為代表的上海“老八股”分別登陸深、滬證券交易所，到 2010年 12月 31日 “豐東股份”上市，20年間共有近2000只股票分別在滬、深證券交易所的主板、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市，融資額近3萬億元，A股總市值達到24萬億元，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市值市場。20年間，國內證券市場股票發行與定價機制從90年代實行嚴格的審批制度和“額度管理”、“指標管理”等帶行政色彩的股票發行機制到后來的“核準制”與“上市通道制”再到目前的“保薦制”、“詢價制”等市場化的股票發行機制，股票的發行定價也從最初的“按面值”定價到“由監管機構或主承銷商和發行人”定價，從“固定市盈率”定價到“區間范圍內累計投標競價”和“總額一定、不確定發行量、價格只設底價不定上限”，從“區間累計投標詢價”再到目前的“累計投標詢價”，這一路走來，無不見證了國內證券市場的成長史，是國內證券市場從“幼年”到“少年”、從“少年”成長到“青年”的真實寫照。

傅曾陽的論文《深圳利用外資歷史考察》，認為利用外資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一項重要政策，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與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相輔相成，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窗口、試驗田的深圳經濟特區，在利用外資促進改革開放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實踐，利用外資在改革開放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顯著成績。因此，考察深圳利用外資的歷史，探討經濟特區利用外資政策及其演變、利用外資的實踐與發展變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有助于溫故改革開放30年經濟特區的發展史。深圳經濟的長足發展，尤其是利用外資的成功，改變了國人對世界的認識，也改變了世界對中國及其經濟特區的認識。

黃瑞棟的論文《深圳民營經濟發展歷程（1979—2010年）》，回顧了深圳建市和經濟特區成立以來，深圳民營經濟的發展歷程，認為深圳民營經濟的發展分起步摸索和穩定發展階段（1979—1992年）、快速發展和轉型提高階段（1993—2002年）、率先科學發展（2003年至今）階段。文章認為，經過多年的高速發展，深圳民營經濟逐步進入平穩發展階段。民營企業規模和競爭力進一步增強。初步培育出一批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的民營企業，在跨國經營方面取得明顯成績，對外貿易持續增長。民營企業成為深圳自主創新和建設創新型城市的重要力量。深圳民營經濟建立了一系列以市場化為取向的運作機制，具有較高的資源配置效率。企業機制確保了民營企業有旺盛的生命力，有較強的競爭能力。深圳民營經濟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有：有關民營經濟的政策落實不到位；發展環境有待進一步優化；商務成本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深圳民營企業的競爭力。

四、        社會文化建設研究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在經濟建設突飛猛進的同時，深圳社會文化建設也快速發展，逐步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深圳社會文化。

岳穎、黃卓踐的論文《深圳文化理念發展沿革》，回顧了深圳特區建立初期至20世紀 80年代末、20世紀90年代初期至世紀之交以及進入新世紀以來三個不同階段的文化發展理念，認為經過30多年的發展建設，深圳實現了從所謂的“文化沙漠”到名副其實的“文化綠洲”的歷史巨變。文章探究了深圳特區的文化創新功能和文化示范作用，對深圳文化未來的發展方向也進行了探討。認為，深圳歷屆市委市政府具有清醒的文化自覺意識和推進文化發展的戰略意識，牢記經濟特區的使命和任務，不失時機地抓好文化建設，創造性地擴大特區的功能空間，相應地形成了與各個歷史時期相適應的先進的文化發展理念，制定并延續、更新了具有超前意識和地方特色的文化發展戰略。深圳文化之所以能超常快速發展，在短短的20多年內，實現了從“文化沙漠”到“文化綠洲”的歷史巨變，樹立了全新的文化形象，在根本上取決于深圳各個歷史階段的文化發展理念都有明顯的創新特色。此外，深圳文化發展是一個動態的歷史演變進程，面臨的任務還很多，要走的路還很長。從這個意義上說，深圳文化發展理念的更新是一個永無止境的發展變化過程。只有不斷創新，不斷形成新的特色，才能取得更多、更大的新成就。

王碩在《詩文中的改革開放一頁》中，選取鄧小平、胡喬木、袁庚、趙樸初等人的詩文，對80年代前后深圳特區的開拓史，嘗試作出一些新的解讀。認為思既往，新舊交替的20世紀80年代頗有漢唐風度，這個年代留下的不少詩文，給后來者一種幾可觸摸的生動的歷史圖景。與純文藝作品相比較，所舉詩文多系舊曲譜新章，文字中間，錚錚而鳴的，是實踐者們相通的襟懷和氣度。詩言志，文以載道，千年如此。以連貫的大歷史看，這批實踐者的部分詩文，不乏文化史上的新意義，值得紀念。

深圳改革開放30年，是全新的30年。沈曉娟獨辟蹊徑，在論文《詞匯中的深圳30年》中，精選了中英街、“窗口”、“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直選 、外來工 等30個最具深圳特色的詞匯，從中管窺深圳30年的改革巨變。作者認為語言是一種交際工具，詞匯是反映時代特征的一扇小窗戶，折射出的是社會生活翻天覆地的巨變。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眾多與新事物、新變化相適應的新詞匯應運而生，為漢語這種全球最古老的語言涂抹上一層鮮明的時代色彩。30年的變遷，被小小的詞匯濃縮其中。例如， 1982年，“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被譽為“知名度最高，對國人最有影響的口號”。這句在今天看來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口號，在當時卻引起了軒然大波。一直到1984年，鄧小平第一次南巡，對這句標語表示了肯定，爭議才得以平息。最早提出“時間就是金錢”的是富蘭克林的《致青年商人》一書，后來恩格斯在《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一文中也說過，可真正讓這話成為口號的還是深圳蛇口。深圳經濟特區建設早期，蛇口工業區領導人袁庚在香港代表招商局與香港一集團簽署合約，受到港人周末搶時存款的啟發，回到蛇口便提出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一口號，很快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從蛇口到整個特區，進而風行全國，引發和振動了人們的時間觀念、效率觀念，成為內地美譽“特區速度”的有力佐證。有人說，中國走向市場經濟正是從這句口號開始的，深圳則為改革開放創造了一種模式。

以上課題研究，從不同側面探討深圳改革開放的歷史，通過縱向的歷史考察和橫向的總結歸納，力求使專題研究做到歷史敘述與理性思考、實踐經驗與理論分析相結合，從歷史中總結經驗和吸取教訓，存史資政，啟迪后人。深圳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和成功經驗，對于我們結合實際深入領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豐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識，對于推動全國各地改革開放和發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