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志巋、李卓：論共建共治共享的民生發展格局的內涵與路徑——對先行示范區民生幸福標桿戰略定位的理論探討

　　論共建共治共享的民生發展格局的

　　內涵與路徑

　　——對先行示范區民生幸福標桿戰略定位的

　　理論探討

　　謝志巋?李?卓

　　[摘要]民生發展反映了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體現中國共產黨的目標和初心，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是社會現代化的重要方面和內在要求。共建共治共享民生發展格局的主要特征有完善的民生內容體系、優良的民生服務質量、多元的服務供給主體、廣泛的民生服務覆蓋和高效公平的供給體系和制度機制。根據《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對民生的戰略定位，結合深圳實際，建設民生幸福標桿城市在策略路徑上需要注意如下幾點：民生發展的社區化、在地化，民生供給的合作化，民生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長遠性、漸進性，以及民生發展的制度創新和法治保障。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民生幸福標桿?共建共治共享?民生發展格局

　　作者簡介：謝志巋，深圳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李卓，河北省公安廳公務員，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

　　本文得到深圳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深圳推動社會高質量發展前瞻性問題研究”(SZ2019B021)資助，同時系深圳市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成果。

　　2019年7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為深圳在新的起點上進一步深化改革，探索全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路徑繪制了宏偉藍圖。《意見》提出要把深圳建成高質量發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標桿、可持續發展先鋒，到2025年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到2035年成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范例，到本世紀中葉成為全球標桿城市。民生幸福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戰略目標被寫入《意見》，并做出詳細闡釋。《意見》提出，深圳要建設民生幸福標桿，構建優質均衡的公共服務體系，建成全覆蓋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實現幼有善育、學有優教、勞有厚得、病有良醫、老有頤養、住有宜居、弱有眾扶。[1]加強民生建設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體現了新時代黨和國家對于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需要的高度重視。民生幸福標桿作為中央對先行示范區在民生方面的定位，代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生發展方向。進一步理解《意見》對于民生幸福的定位，明確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發展格局的內涵特征，探討推動實現民生幸福的具體路徑，對深入貫徹落實《意見》，實現民生幸福標桿的戰略定位，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生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一、民生幸福的定位：

　　中國共產黨的目標和初心

　　民生幸福是人類社會發展和進步的不懈追求。資本主義國家在過去幾百年的發展中，從馬克思所批判的“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的社會，逐步轉變為某種程度的福利國家和福利社會。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飽經戰亂之苦的西方國家，在戰爭的廢墟上，逐步完善了資本主義的福利體系。西方現代福利制度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產物。一方面，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為現代社會福利制度奠定了物質基礎，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貧富差距也需要社會福利制度緩和社會矛盾。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經濟衰退，財政趨緊，高福利制度難以為繼，新自由主義興起，西方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開始調整。

　　社會主義制度是在對資本主義制度弊端的批判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改善老百姓民不聊生的狀況，建立一個生產力高度發達、物質生產極大豐富，沒有剝削、沒有階級壓迫，勞動者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經濟形態，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主義始終把人作為社會和歷史的主體，把人的幸福生活、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作為終極追求的目標。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發展道路不同，以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自建國起就開始實行一整套與西方不同的社會福利發展模式。在傳統社會主義時期，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及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條件所限，國內實行城鄉二元分割的福利制度模式。在城市實行“大包大攬”的單位制福利模式和面向城鎮無經濟收入和生活無人照料的老年人、殘疾人和孤兒等特殊群體為服務對象的民政福利。[2]在農村則實行以人民公社體制為基礎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服務。1978年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社會福利制度也發生重大變革，單位制福利逐步解體，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新的福利制度逐步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生福利制度的目標，是在吸收和借鑒各國福利制度的基礎上，既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特征，又符合中國國情和發展階段的民生福利模式。

　　經過40年余年的改革發展實踐，中國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發展過程經歷了側重經濟發展，到更加強調人、突出人的地位，社會建設取得長足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更是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3]更加突出人民的主體地位，更加強調民生建設。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一直承擔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積累經驗的歷史使命，在新的歷史時期，為建設更高水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路徑是深圳義不容辭的責任。《意見》的出臺，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深圳的重視和厚望，民生幸福標桿的戰略部署，也為深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帶來了新的歷史機遇。民生幸福標桿的戰略定位，準確把握了當前我國社會矛盾的變化，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視，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一）民生發展關系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人的需要”和“生產發展”的辯證運動關系，構成了社會主要矛盾的運動規律，[4]決定著一個時期社會的主要任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我國的主要矛盾是“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人民大眾與封建主義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1956年召開的黨的八大明確我國當時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確定我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通過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歷程的分析可以發現，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水漲船高”；人民期待不斷提升生活的“美好度”，不斷增強生活中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5]人民群眾是推動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主體，改革開放40年黨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兩次精準把握和界定，無不以凸顯群眾需求和時代發展為最終旨歸，體現著始終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立場和宗旨情懷。[6]

　　目前，中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表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各個方面，[7]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盡管我國經濟總量不斷壯大，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發展質量相對不高，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區域發展、城鄉發展、收入分配、經濟與社會發展、經濟與生態發展不平衡，市場競爭、效率發揮、潛力釋放、有效供給、動力轉換、制度創新不充分，[8]生態、民生、脫貧等方面依然存在短板和不足，人民需要的更好的教育、更好的醫療、更好的社會保障和更充分的就業等還相對短缺。只有解決這些矛盾，才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望，維持社會的和諧穩定。

　　（二）民生發展關系黨和政權的性質宗旨??為哪些群體服務的問題，是檢驗一個政黨、一個政權性質的試金石。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9]“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0]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章規定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并提出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

　　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是中國共產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在革命戰爭時期，黨團結和領導全國各個民族、各個階級為實現民族解放而進行的偉大斗爭是為人民追求美好的生活；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尤其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期，黨領導人民不斷“摸著石頭過河”，進行的一系列改革、探索，都是為了解決發展問題，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國共產黨始終把改善人民福祉為己任，始終將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革命和建設的出發點和歸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沒有終點，只有連續不斷的新起點，[11]必須以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我們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作為制定政策的依據，順應民心、尊重民意、關注民情、致力民生。[12]隨著生產力發展，黨對民生發展、社會和諧的重視程度也不斷增強，黨的十七大正式把以民生發展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納入國家發展的總體布局；黨的十八大把與人民群眾美好生活息息相關的生態文明納入國家發展的總體布局；黨的十九大更是突出人民的主體地位，強調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13]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民生幸福標桿是其題中應有之義。

　　（三）民生發展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目的是保存現有資本價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資本價值。資本及其自身增殖表現為生產的起點和終點，表現為生產的動機和目的。[14]與資本主義把物質財富作為生產目的不同，社會主義把人的解放和全面發展作為生產的目的。斯大林在闡述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時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不是利潤，而是人及其需要，即滿足人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15]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6]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發展目的的關注不同，在根本上是由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不同決定的，資本主義社會堅持生產資料私有制，獲取利益是資本的核心目標，只有在其社會矛盾不斷激化時，在不影響物質財富的增殖和利潤產出的條件下才對勞動者的生活境況進行關注。社會主義生產在關注利益和效率的同時，更關注公平，把改善和發展民生作為目的，真正實現發展為了人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不是別的什么主義，[17]它仍然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新的范疇或者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也是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18]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期，黨和國家始終把社會建設擺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堅持以人為本，注重改善和發展民生，讓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積極破解民生難題，堅持均衡普惠的民生發展之路，從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布局，民生內涵不斷豐富。黨的十九大更是將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強調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把民生發展作為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建設的重點，體現出社會主義制度無比的優越性，在綜合國力和經濟發展已經積累了雄厚基礎的條件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只會比以往更加注重民生發展，更能彰顯中國特色。

　　所以，社會建設和民生發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探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城市范例路徑的過程中，堅持推進社會建設，重視民生發展，有利于為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積累新經驗，有利于為解決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找到新思路；有利于夯實中國共產黨的執政之基，進一步增強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合法性；有利于為世界其他國家促進社會發展，增進人類福祉樹立新典范。

　　二、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發展格局

　　的主要特征

　　《意見》明確了民生幸福標桿的戰略定位，支持深圳率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發展格局，并特別強調提升教育醫療事業發展水平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分析民生幸福標桿戰略定位的內涵，我們認為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發展格局具有如下特征。

　　（一）完善的民生內容體系??“民生”一詞最早出現在《左傳·宣公十二年》，所謂“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主要指人民的生活。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闡述：“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因此，民生是指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各個方面。民生對個體來說在勤，對政府而言，則在于公共服務。包括就業、教育、醫療、文體、交通、住房保障、社會保障、家政等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各個方面；就對象來說，則包括所有人群尤其是老人、婦女兒童、殘疾人和各類弱勢群體的服務等。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發展格局的首要特征在于其涵蓋的民生領域十分廣泛、完善。盡管《意見》對民生發展格局的闡述篇幅不長，卻包含了民生內容的主要方面，建設民生幸福標桿城市的首要標準，就是要充分考慮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

　　（二）優良的民生服務質量??十九大報告在關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論述中，提出的要求是必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意見》對深圳建設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戰略定位是民生幸福標桿，具體要求是：構建優質均衡的公共服務體系，建成全覆蓋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實現幼有善育、學有優教、勞有厚得、病有良醫、老有頤養、住有宜居、弱有眾扶，這些要求要高于中央以往文件中對于民生發展目標的定位，在追求民生發展數量的基礎上，更加突出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民生發展的優質、高效，體現出黨在新的歷史發展條件下，對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和民生發展問題更加深刻的認識和更高的標準。

　　（三）多元的服務供給主體??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發展格局，突出民眾的共建和共享功能，因此必須發揮社會主體作用，讓民生服務由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提供。與社會治理格局類似，民生服務也同樣需要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體制機制。民生服務多元供給，有助于克服過去由政府部門單一供給所產生的弊端，豐富民主服務的內容，提高民生服務供給的效率和專業化程度。在民生服務中，企業也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主體，衣食住行等基礎民生內容，須臾不可離開企業，這是民生服務與社會治理相區別的地方。尤其是在社區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過程中，企業化運營的物業公司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民生服務中，在堅持黨的領導下，必須發揮好企業作用。同時，需要大力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發揮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服務的專業效能，通過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或申請志愿服務等，滿足群眾對于公共服務的多元需求。此外，充分發揮基層群眾的首創精神和主體作用，匯集群眾力量擴大民生供給，滿足群眾的個性化需求，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形成多主體共同提供公共民生服務的格局。

　　（四）廣泛的民生服務覆蓋??縱觀民生服務先進的國家和地區，在民生服務領域基本采取了開放性、包容性強、覆蓋面廣的民生服務政策，消除了因身份等阻礙共享公共服務的制度藩籬，讓外來人口比較容易在當地就業、入學、享受優質醫療服務等，融入當地的社會生活，這些城市的做法為深圳建設民生幸福城市積累了豐富的可資借鑒的成功經驗。真正的共建共治共享是一種在保障人民生活方面，不區分種族、民族乃至戶籍的一種理想狀態。深圳地處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位置，在建設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幸福城市過程中，積極拓展粵港澳大灣區在教育、文化、旅游、社會保障等領域的合作，共同打造公共服務完善、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19]不斷擴大民生服務的覆蓋面，實施科學合理、積極有效的人口和社會保障政策，有序推進外來（包括境外）人口身份上和待遇上的城市化、市民化，逐步實現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包容性發展。

　　（五）高效公平的供給體系和制度機制??建設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發展格局必須建立完善一套實現這一民生發展格局的體制機制，擁有一套與GDP增長同步的居民收入增長機制和社會分配機制，讓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及時、直觀地惠及全體勞動者；擁有一套與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相適應的公共服務體系，能夠提供與民生幸福標桿城市相匹配的高質量公共服務；擁有一套完善的多元同治的社會治理機制，大力發揚民生民主、完善社區居民議事制度，實現民生民主化，[20]通過黨群服務中心平臺推進服務型治理，完善現有的民生微實事等工作機制，建立包容性、參與性的公平公正的民生決策和供給制度，賦予社會主體更多的發言權，讓社會決策和政策充分反映社情民意。

　　總之，開放包容是深圳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民生幸福標桿城市過程中最突出的特征，是在全球化特征更加突出、國際合作更加緊密、中國對外開放更加深入的背景下對深圳民生發展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深圳建設全球標桿城市的必然選擇。

　　三、民生發展的策略路徑

　　《意見》的出臺為深圳未來30年的社會建設和民生發展確立了目標，指明了方向，但由于《意見》所提出的目標要求比較高，深圳目前在民生領域的現狀與之相比，仍有較大差距，與先進國家和地區相比，醫療、教育、人均可支配收入等部分民生指標也存在一定差距。[21]因此，建立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發展格局，既需要對標先進，又需要根據深圳的實際情況，采取符合民生發展內在規律的路徑和措施，不斷提升深圳民生服務水平。

　　（一）民生發展的社區化、在地化1929年，美國社會學家克萊倫斯·佩里提出“鄰里單位”理論，主張以較小人口規模的鄰里為都市生活的基本單位。鄰里以小學為中心，與其他服務設施一起布置在中心廣場或綠地中，每一個鄰里單位占地約160英畝，每英畝10戶，保證兒童上學距離不超過半英里（0.8km），鄰里單位內小學周邊設有商店、教堂、圖書館和公共活動中心。規模有限、設施齊全的鄰里單位保證了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夠便捷滿足日常生活需要。“鄰里單位”理論構成了城市規劃的基礎理論之一，對城市社區建設包括我國的小區規劃產生了深遠影響。按照該理論，每一個社區是一個自足性很強的生活空間，包含了完善的公共服務設施，這些設施位于社區中心，居民可以便捷地獲得這些服務。深圳在建設民生幸福示范區的過程中，必須十分重視以社區為單位加強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把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內容和必要設施，包含在規模適宜的社區之內，統一規劃、統一建設，努力打造十分鐘生活圈，最大限度實現公共服務社區化、在地化，讓與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民生需求，在社區即可得到滿足。

　　（二）民生供給的合作化趨勢??區域發展一體化是新的歷史條件下，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態，有利于不同地區、不同城市之間發揮比較優勢，打破區域壁壘實現資源高效配置。在民生領域，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發展水平參差不齊，不同城市間優勢互補性強，更需要加強區域民生發展的合作化。與周邊的惠州、東莞等地相比，深圳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高，但土地資源相對不足，限制了經濟社會的發展。由于可建設用地面積有限，用地相對緊張，深圳的住房、教育等多項民生內容成本較高，供給緊張。就基礎教育而言，深圳居民平均年齡較輕，育齡階段人口比重高，嬰兒出生率高，學位缺口較大，與實際需求差距大，制約著“高標準辦好學前教育，擴大中小學教育規模，高質量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目標實現。東莞、惠州等地，建設土地面積相對較大，成本相對較低，中小學學位可挖掘空間較大。因此，通過購買學位或者區域合作化辦學的方式，鼓勵和引導深莞惠相鄰區域人口在東莞、惠州等地就近入學，互通有無，有利于解決這一民生痛點問題。對于東莞、惠州而言，一方面可以盤活土地資源，實現高效利用，促進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可通過深圳優質教育的帶動，提升東莞惠州臨深片區的教育公共服務水平，最終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共同發展。

　　（三）民生發展的硬件化、工程化??民生發展既包括民生基礎設施的建設，也包括民生制度、政策設計。過去，在城市化進程中，由于片面注重城市空間以及建筑面積的擴大，忽視了城市化過程中人的問題，產生了許多弊端，西方城市化過程也同樣存在這一現象。美國社會學家甘斯認為，隨著都市的發展，都市人口年齡、性別、收入、教育、就業等出現新的特點，塑造了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最終導致都市社會解組。因此，他反對通過改變都市的物理空間來改變社會結構。甘斯的理論適用于解釋城市空間完善、城市功能良好的區域，過度開發物理環境，不注重人文內涵開發，造成城市居民精神生活的失落，鄰里關系的淡漠等負面現象。[22]但是，針對城市空間本身破敗、功能不健全的區域，進行必要的物理空間改造對于提升城市功能，改善民生服務尤為必要。空間形態和基礎設施改善對公共民生服務有積極意義。以深圳市寶安區在107國道寶安段和寶安大道為例。這兩條道路修通前，城市面貌較差，公共服務也比較落后；兩條干線修通后，城市面貌煥然一新，人居環境、產業環境得到巨大改善，帶動了一大批產業發展，也帶動了商品住宅小區建設和公共配套的完善，使得人口結構和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改變，成就了今天的新寶安。這是通過科學規劃，改善城市物理空間形態，提升城市功能，推動民生改善，進而促進社會整體發展的一個典型案例。深圳在建設民生幸福標桿城市的過程中，必須更加注重改善城市的物質生活空間，尤其是加強落后破敗區域的空間改造，完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需要合理規劃和建設軌道交通，暢通對外聯系通道，提升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聯通水平，推動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銜接順暢、運作高效的基礎設施網絡，[23]實現區域快速通勤，建立1小時快速通勤圈，通過交通等基礎設施改善，誘導人口、產業等資源合理布局和流動，進而促進民生發展。

　　（四）民生發展的全面性和協調性??民生發展是一項系統化工程，既包括民生各個領域、各個方面的協調發展，也需要恰當處理好社會建設與經濟發展、政治建設、精神文明和生態環境保護等其他方面的關系，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新發展理念，努力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探索經驗、做出貢獻。民生發展要求就業、醫療、文化、體育、交通、住房等關系人民生活的各個維度都得到發展。《意見》指出，構建優質均衡的公共服務體系，建成全覆蓋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涉及內容涵蓋教育、就業、醫療、養老、居住和關注弱勢群體層多個層面，民生幸福標桿城市的建設要在這些方面同時發力、均衡發展，而不是片面發展。同時，民生發展是與經濟、政治、文化和生態建設協調發展、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過程，民生發展是其他各方面發展的最終目標和落腳點。目前深圳的經濟發展成績相對突出，必須進一步增強發展的全面性和協調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加注重民生發展和社會建設，不斷增強深圳居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此外，要立足于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推動深圳與周邊城市區域的協調發展，與灣區其他城市實現聯動，優勢互補、協同發展，通過灣區民生服務的整體協調發展，促進深圳和大灣區社會民生事業的發展。

　　（五）民生發展的長遠性和漸進性??《意見》為深圳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劃分了三個階段，確定了每個階段的發展目標，民生發展也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深圳民生事業基礎與先行示范區目標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教育、醫療、住房、交通等領域還有很多欠賬，如基礎教育學位供給嚴重不足，人均住房面積小、房價過高，醫療、社會保障還不能滿足居民日益增長的需求等，這些短板得到補齊還需要一定時間。由于深圳常住人口規模較大、結構比較復雜，每一項政策的出臺、每一個問題的解決，都需要大量的財政投入，或者需要突破一些體制機制障礙。在先行示范區建設的過程中，不能急于求成。既不能為了經濟發展而忽視民生事業，同樣也不能超越經濟發展階段和財政負擔能力過度擴張民生福利的范圍和層次。在推動經濟、文化、生態和民生建設協同發展的同時，要分清主次緩急，防止冒進，將《意見》精神轉化為一個個行動方案、一項項具體措施，穩步推進民生事業發展。

　　（六）民生發展的制度創新和法治保障??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建設民生幸福標桿城市，既是理念創新，也是制度創新。民生問題因涉及到人民的實際利益，涉及的體制機制往往更加復雜。在公共服務和民生發展過程中，國家和地方均出臺了一系列標準和規范，在保證工程和服務質量規范、可控的同時，也由于其滯后或僵化的特征，不能適應時代需求和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因此，深圳要建設先行示范區，必須突破這些僵化的體制機制，通過制度創新驅動，推動民生發展。其中涉及到的事權問題，需要深圳通過改革不斷探索，也需要得到中央和省的支持授權，通過綜合授權改革試點，突破民生事業和公共服務中存在的體制機制障礙。如教育方面的學校建設標準、教學設施建設標準、招生錄取政策等，醫療服務方面對于先進醫療技術、藥品等的引進和應用程序等，交通服務方面對于交通道路設施建設規劃審批變更的自主權等，在不涉及國家重大體制機制和原則性問題的情況下，充分發揮特區立法權優勢，在權限范圍內，大膽突破束縛民生發展的體制機制，消除體制機制障礙。

　　總之，建設民生幸福標桿，是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重要戰略組成部分，集中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所堅持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這對于深圳經濟社會發展而言，是一個重大發展機遇，必然提升深圳在全國乃至世界的地位和影響力，給深圳居民帶來實實在在的福利。同時，《意見》對深圳所提出的民生幸福標桿的戰略定位和發展目標，是迄今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未來30年民生發展的最高標準的一個表述。實現這些目標，需要巨大的投入，也需要體制機制的改革創新，是一項任重而道遠的偉大工程。作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擴大開放的前沿陣地，深圳要嚴格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和廣東省委省政府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戰略部署和安排，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大膽探索、不斷創新，增強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不斷讓發展成果更廣泛、更均衡地惠及全體居民，勇擔新時代黨中央國務院賦予深圳的新使命、新任務，率先探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城市范例的新路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支撐。

　　[1]《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2019年8月9日。

　　[2]秦麗：《中國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體系的建構》，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3頁。

　　[3]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

　　[4]魏志奇：《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對共享發展的新要求》，《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 2019年第1期。

　　[5]顏曉峰：《論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

　　[6]沈江平：《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演變》，《廣東社會科學》，2019年第4期。

　　[7]鄧純東：《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體現在哪些方面》，《人民論壇》，2019年第20期。

　　[8]李偉：《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中國智庫網，2018年1月12日。

　　[9]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1頁。

　　[10]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13頁。

　　[11]習近平：《在江西調研考察時的講話》，2016年2月1日-3日。

　　[12]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8年12月18日。

　　[13]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

　　[1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人民出版社，1965年, 第278～279 頁，轉引自李文成：《以人為本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2008年，中國人學學會第十屆學術年會暨“以人為本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討會會議論文。

　　[15]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人民出版社, 1952年, 第59頁，轉引自李文成：《以人為本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1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頁。

　　[17]習近平：《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09頁。

　　[18]楊明偉：《認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不是別的什么主義》，《紅旗文稿》，2019年第12期。

　　[19]《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2019年2月18日。

　　[20]王寧、李卓、謝志巋：《布局：民生幸福城市的頂層設計》，載《深圳社會建設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

　　[21]李卓、謝志巋：《邁向更高質量的民生幸福城市》，載《深圳社會建設之路》。

　　[22]Gans, Herbert J.:The Urban Villagers: Groupand Class in the Life of Italian-America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2;People, Plans, and Policies : Essays on Poverty, Racism, and Other NationalUrban Problem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23]《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2019年2月18日。

　　原文載于《深圳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