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術評獎看學風

　日期：2010-07-30   來源：人民網

學術評獎走向異化，不是評獎，而是評人；不是突出學術，而是變成社交，成為一種公關行為。學術評獎淪為學術交際場，學者蛻變為“長袖善舞”的“交際花”。

　　學術評獎成為發家致富的好手段，評獎者拉贊助，被評者名利雙收，形成一個利益鏈條。嚴肅的學術評獎沾染上銅臭氣，變成逐利的商業行為。

　　學術評獎，是學術研究歷程中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真正的學術獎項是神圣的，充滿著榮譽和責任。評獎者一身正氣，一秉至公；獲獎者實至名歸，倍感光榮；后來者以為高標，心向往之。可以說，嚴肅公正的學術評獎，對推進學術繁榮、深化理論研究、發揚優良學風發揮著重要作用。

　　當前，學術界各種各樣的學術獎項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學者也經常面對各種評獎。其中，不乏科學公正的評獎，為學界所公認；但不可否認，浮躁和不正之風也正在悄然侵蝕學術評獎這一方凈土。

　　一些學者反映，如今某些學術評獎已經演變成學術自由市場，形式雷同，魚龍混雜，評獎專業戶、利益集團化和潛規則盛行，完全背離了學術評獎本身的主旨。本報記者就此話題進行了深入采訪。

　　學術評獎良莠不齊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一些國家級的重大獎項在學者中間口碑還是很不錯的。比如教育部的“人文社科獎”，文學界的“茅盾文學獎”，經濟學界的“孫冶方經濟學獎”、“張培剛獎”、“蔣一葦基金獎”，人文社會科學界的“吳玉章獎”等。這些獎項都對學科的發展和繁榮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曾長期擔任“孫冶方經濟學獎”秘書長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卓元，向記者講述了該獎項的評審過程。他介紹說，一般每屆大概有100本書、150—200篇論文申請評獎，評獎周期歷時3—4個月。評獎者通過兩個途徑申請：一是自己申請，并要求專家推薦；二是請重要的刊物、出版社和報紙推薦。初選小組成員由經濟學部各個研究所推薦一名研究員，北大、人大、復旦、廈大、南開各出一名教授組成，此前集中在招待所封閉式評選。現在則采取會議形式，以多做準備工作為主。他還強調，有的書和文章由于初選小組相關專家較少，還要另請專家來評，并提出意見。

　　張卓元說，為了盡量做到客觀、公正并經得起推敲，獎項寧缺毋濫，專著和文章要形成比較一致的看法時才推薦到評獎委員會，否則就不斷請專家看。即使這樣，評獎過程中仍然有人試圖通過各種方式影響評獎結果。張卓元坦陳此種情況自己也遇到過，如有人說只要能評上獎可以不要獎金，甚至可以捐錢。“‘孫冶方經濟學獎’是嚴肅的，申請評獎一分錢不收，必須要達到標準才給予評獎，送人情是絕對不行的。”

　　但與此同時，記者也聽到，不止一位學者對某些學術評獎發出感慨。他們口中學術評獎的幾大不端，大體可以總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學術評獎走向異化，不是評獎，而是評人；不是突出學術，而是變成社交，成為一種公關行為。學術評獎淪為學術交際場，學者蛻變為“長袖善舞”的“交際花”。

　　二是學術評獎成為發家致富的好手段，評獎者拉贊助，被評者名利雙收，形成一個利益鏈條。嚴肅的學術評獎沾染上銅臭氣，變成逐利的商業行為。

　　三是有些評委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濫評獎，評爛獎，學術評獎成為近親繁殖和“舉獎不避親”的學術名利場。
人為因素尤為復雜

　　評獎本身是一個客觀行為，為何成為滋生學術腐敗病菌和學術不端行為的一大推手？

　　有些評審專家辯解說，這與整個社會風氣密切相關，且申報量過大，許多是著作，評獎標準不好操作。參評者則質疑，不能將不公正的評獎結果推諉給程序和制度。程序沒錯并不代表結果沒錯，真正好的程序不能保證結果沒錯，但能保證出了錯及時糾正。另外，誰又來監督評審專家？

　　雙方各執一詞，也驗證了長期擔任各種哲學社會科學獎項評委、吉林大學教授孫正聿的話，“評獎本身確實特別復雜、困難。首先，與評獎項目相比，評獎是一種對成果的評審，既有相對好操作的一面，也更有其不好操作的一面。好操作是因為它不是對一種預期的不存在的東西進行評審，而是對已形成的東西進行評審，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有確定的對象。其次，正因為它是業已形成了的東西，工作量大就給評審人帶來了很多困難。”

　　當記者電話連線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薛鳳旋時，他表示，“香港學者很少參加內地獎項評審，因為在人際關系方面比較吃虧，內地學界對SCI和SSCI也有不同看法”。

　　首都師范大學葉險明教授對此很有感慨。他對記者說，學術評獎中的學術不端應該在學術界引起更大的重視。很多學者都認為這種現象普遍存在，但是到底危害和問題嚴重到什么程度，一般的學者只是從抽象上來看，很難具體地去認識。只有自己參評時的感性認識才能證明以前抽象的認識。2010年，他曾參評某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評獎，其著作《“知識經濟”批判》雖得到了各方肯定，卻在評獎中慘遭“逆向淘汰”，而相關機構至今沒有給出任何合理的解釋和說法。

　　葉險明認為，中國學界的學術不端，包括其他領域的學術腐敗，往往都是在程序之中發生的，之所以查不出來或者不好查就是因為它符合程序，這就需要進一步完善評審制度。

　　也有專家指出，人文社會科學不像自然科學成果那樣立竿見影，其成果不好界定，也更容易出現一些不公正的評獎現象。加上有些規則有人為操作的空間，這樣往往會出現問題，以致很多評獎還沒結束，就有人知道內幕，知道誰會得獎。

　　香港學術獎項多為穩定年輕學者

　　學界熱衷評獎，學者熱衷拿獎，社會熱衷辦獎，其深層次原因何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丁國旗表示，評獎比較實惠的主要是職稱問題，許多單位將職稱評定與獲獎直接掛鉤；同時，豐厚的獎金也很有誘惑力。除此之外，拿獎所帶來的榮譽以及對本人學術的認可，都是評獎熱的重要原因。

　　與內地不同的是，香港的資深教授對拿不拿獎持無所謂態度。薛鳳旋介紹，香港主要的8所大學里沒有自己的評審體制，慣例是以西方為標準，看學者在SCI、SSCI里的文章有幾篇，影響因子情況，而拿獎與評職稱并不掛鉤。另外，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設有“杰出研究獎”和“青年杰出研究獎”，主要是給剛進來的博士和博士后，校內評審通常不是給研究最有成就的人，而是變成一種安撫的手段。比如系里的年輕教授，合同將滿，又希望他留下來繼續工作，那么就要為他留下來創造條件、爭取這個獎，畢竟剛出來的學者地位不穩固，要靠一些獎項來支撐。
　那么，香港學者是否對SCI和SSCI的評價體系滿意呢？“抱怨也很大”，電話里薛鳳旋如是稱。談及原因，他分析說，靠以英語為基礎的西方評審標準，有客觀的地方，也有不客觀、不科學的因素。比如，日本、法國、德國很重要的論文是在自己的雜志、用自己的語言發表的，但在這兩個體系上不一定體現出來，中國內地一些好文章也在系統里反映不出來。另外，SCI、SSCI只是雜志文章，不包括專著，對專著沒有具體的衡量標準。評職稱、院士等主要靠這兩個指標，如果有專著，要看個別情況，如果是歐美比較有名氣的出版社出版的，就會受到重視，譬如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著作相當于SCI的8篇文章。

　　薛鳳旋還指出，SCI和SSCI文章總量差了3000%，前者文章引用次數是后者的30倍，如果自然科學方面的文章被引用30次，其實它的重要程度等于社會科學文章被引用1次。SCI文章比較短，往往很多人一起寫，篇幅小；社會科學往往幾十頁紙，并且一個人寫，每期最多三四篇，一個被認可的自然科學學術雜志一期可發多達20篇的文章。因此，二者之間應該有換算的比率。

　　專家要有學術眼光和學術良心

　　任何一種體制都不可能完美，但應力求盡善盡美。針對學術評獎暴露出來的問題，專家們也談了自己的建設性意見。

　　關于評審機制，專家普遍認為，要把一些量化的指標變成一種綜合評議。孫正聿建議，應該堅持分類評審、專家評審、公開評審和復議評審四種方式相結合。分類評審也包括分層評審，即對基礎理論和應用研究采取不同要求，基礎研究成果要求應深，對學科建設有所增益；應用研究成果要求應實，要具有操作性。另外，不怕評獎評濫了，而是怕標志性的獎評壞了，一般的獎項起不了太大作用。同時，還應該從現實角度出發，更多地關注一些大獎的評審，對學術界產生重大影響、具有學術導向性的大獎評審，必須格外嚴格對待。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所有采訪對象都特別強調評審專家的學術水平和學術良知。孫正聿認為，評審專家應是一個學術共同體里大家能夠公認的，有深厚學術根基，對學術前沿有透徹把握的一流專家。“他還要有學術眼光和學術良心，一個人缺少學術眼光，那么他的學術良心也會弱化，因為他不尊重自己；只有有學術眼光的人，才會更加注重自己的學術良心，害怕染黑他的羽毛。”

　　葉險明則建議，要建立科學的回避制度和嚴格的問責制度。每個申報獎項的人，可以向有關機構提出5—10名回避人，以避免一部好的作品毀于不同的學術見解，甚至人格上的分歧。假如鑒定結果推翻了原先相關學科評審組的看法，就要恢復名譽，同時規定原來的相關評委不能再擔當評委。目前，中國學界的評委責權不統一，應對評委建立一定的獎懲機制。

　　丁國旗則提出，要建立事后補償型學術評獎制度，對真正經得起時間檢驗的作品追加獎項。另外，不能讓“學術明星”當評委，評委要對評獎人負責，能夠踏踏實實坐下來把“選手”的東西看一看，而不是抱著功利和私心的目的。當然，作為評獎人，本身也要心態平和，對獎勵應有正確的認識。

　　路漫漫其修遠兮，也許，完善我國的學術評價體系和評獎制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每一位有良知和社會責任感的學者踏踏實實走好每一步，都關乎學術評獎的權威，關乎中國學術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