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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機后歐美經濟學的變革趨向

         日期:2010-07-21   來源:人民網

        經濟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制度,和它終生相伴而行。歷史實踐表明,經濟危機不僅是資本主義習以為常的“生存條件”,而且逐步演化成為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科學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升級換代的契機和動力。因此,經濟危機,也必然呼喚和推動西方經濟學的變革和創新,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理論的形成,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2008年開始的國際金融危機,沉重地打擊了國際經濟體系,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矛盾和弊病充分地顯露出來。這對西方經濟學是巨大沖擊和嚴峻挑戰,也是它變革和發展的一次機遇。我們看到歐美經濟學人正在開展新的變革嘗試。

           總結金融危機經驗教訓,提出經濟學研究向非經濟學領域拓展

          比如,美聯儲前任主席、經濟學家格林斯潘反思說:“歷次金融危機都不相同,但卻有一個根本來源”,“那就是,當人類面對長期經濟繁榮,無節制的人性就會認定,這樣的繁榮會持續下去”。這導致人們“過度投機,而投機所造成的后果,自18、19世紀以來已經數度發生。”“任何兩次危機都沒有共同點,唯一的例外是人性。”美國經濟學家威廉—恩道爾在《金融危機:一次新鴉片戰爭》一書中深刻揭露:華爾街的大亨們貪婪地尋求管制的取消,追求越大越好,“道德風險”成為美國大銀行的主要特征。

          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吉蓮蓮邰蒂,在中國青島舉行的國際金融高峰論壇的演講《西方金融業之失與拯救之策》中提出,金融危機的損失,有形的是28000萬億美元,而無形的則是信任、信仰的損傷,所以我們必須從社會學、人文學等角度來看我們西方的經濟體系。

          這就是說,現代經濟學研究必須拓展視野,開闊思路,把經濟學的研究和整個社會的研究、人的發展的研究、倫理道德建設的研究結合起來,把世界經濟體系運行和推進人性的建設、人的全面發展結合起來,建設符合新世紀人類社會發展更高需要的經濟學。其實,人類社會從來就是以人為中心的、由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構成的有機整體,它的各個部分都是在互相聯系互相作用中而不是彼此孤立的封閉的發展的。所以一直以來許多經濟學人都真誠追求經濟和經濟學的符合人的全面發展的建設和變革。近代經濟學奠基人亞當當斯密,不僅寫了《國富論》,還出版了《道德情操論》。凱恩斯總結20世紀30年代發生大蕭條的教訓,提出了國家干預經濟發展的理論和政策,把現代經濟學推到一個新的階段。20世紀七八十年代為了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和解決經濟停滯等問題的需要,一些經濟學人又提出了經濟自由化、開放、財政與貨幣政策、知識產權等新自由主義主張。阿馬蒂亞?森的《倫理學與經濟學》則提出把行為的倫理學考量納入經濟學的觀點;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中,又提出了“以自由看待發展”的理論,認為發展可以看作是擴展人們享受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擴展自由也是發展的主要手段,通過政治自由、經濟自由、社會自由、透明性自由、防護性自由,幫助人們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們在這方面的整體能力。在這些發展創新的基礎上,經濟危機又摧動著經濟學新一輪的革新。

           探討后危機時代資本主義模式變革的若干思路

          英國學者阿納托爾爾卡萊斯基在《泰晤士報》上提出,要建立新的第四種資本主義模式的設計。他說,“現在,西方思維面臨的挑戰是要在古典、凱恩斯、撒切爾—里根模式的基礎上創建第四種資本主義模式,以適應21世紀的需要”。而北歐的經濟學家認為,北歐模式是未來資本主義的方向,北歐國家多年來實踐一種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混合模式,他們因此獲得了先進的教育,實現了經濟繁榮,并使每個公民都能享受到政府的醫療。

          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教授理查德頤萊亞德提出,當前的危機要求“我們必須停止對金錢的頂禮膜拜,創建一個更人道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類體驗的質量才是評判標準。”要建設一個基于信任的社會,我們必須從學校抓起,甚至更早。經濟學家應采用更為現實的模型,解釋是什么使人類感到幸福,是什么推動市場運轉。人們應該做對社會有益的工作,而不只是創造賬面利潤。所有的職業都應具備清晰、專業、合乎道德的準則,從業者都必須遵守。“我們不想要共產主義,但我們的確需要更具有人道色彩的資本主義——不僅建立在更完善監管的基礎上,也建立在更好的價值觀基礎上。”而耶魯大學教授 P?肯尼迪認為,目前的金融危機雖然使資本主義的體系受到破壞,但這個體系不會消失,只是存在的形式會發生改變,這個改變將受到國內和國際管理者的嚴密關注,但不會扼殺自由企業原則。

           變革創新在學術政策導向和人才培養取向上的反映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一位非主攻經濟學的學者,印第安納大學政治學及公共事務、環境事物的教授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可以理解為一個征兆。奧斯特羅姆的研究方向是政治學、行政學、公共事務、政治經濟學、政策分析學,她是美國公共選擇學派的創始人之一,曾任美國政治學協會的主席。她主要的學術貢獻是,提出公共事務自主組織與治理的集體行動理論。她認為,自主治理理論的中心問題是,一群相互依存的人們如何把自己組織起來,進行自主性治理,并通過自主性努力以取得持久性共同利益的實現。這和傳統的經濟學觀點是相左的。可見,把世界最著名的經濟學獎授予跨學科學者奧斯特羅姆,反映了對經濟學研究領域拓展和方法創新的一種新的取向。

          最新的一個進展是,世界最著名的哈佛大學商學院2010年 7月進行院長換屆,而新遴選的 48歲的院長尼廷?諾里亞,不是經濟學和金融學出身,其專業領域是領導力和道德規范。這個變革性舉措,是同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暴露的重大問題緊密相關的。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各個商學院MBA公開課程學生人數大幅下降。2008年美國60所商學院校均學生數是2325人,2009年下降到1950人,降幅達 17%。批評者還指出,金融危機表明,這個精英工廠制造出了自私和不道德的經營者,他們主要尋求個人財富最大化,不惜損害所在機構的利益。新院長在18個月前發表的文章中,明確提出“必須將經理人轉變為社會利益在日漸興旺的經濟企業中的代理人”。有評論認為,“可以把它描述成為向道德資本主義轉變的開始”,“這是一種新事物”。

          理論還不是實踐。這些源于實踐的變革思考和創新嘗試,和社會實踐結合起來,就會變成當代經濟社會發展的助力。日益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中國,需要學界人士關注和研討這些新的變革趨向,以更好地推進自己的改革發展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