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促進公共服務資源向基層流動

　日期：2010-07-28   來源：人民網

第一，怎樣才能使最基層人民的需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在總供給和總需求中，當務之急是有效增加總需求。只有總需求增加了，現有產能才會流動起來，循環起來，通過增量來稀釋和淘汰存量，實現結構調整。

　　第二，怎樣才能使集中在大都市的成千上萬的大學畢業生到基層參與服務，需要什么樣的條件才能吸引他們？

　　第三，如何在社會事業舉辦體制、公共服務提供機制等領域積極出臺實質性的改革措施，鼓勵民間投資全面跟進政府投資？

　　在中國，要真正解決大學生到基層工作問題，至少要先解決三個問題，一是學以致用問題，或知識與現實的接軌問題。也就是大學課程設置和教師配置及其知識結構問題與市場、社會、政府的需求如何接軌問題。二是作為人力資源的大學生如何能夠匹配到與他們的知識和才能相適應的物質資源，包括工作條件、待遇、職業前景等。這個問題不僅僅是個市場問題，也是政府的調控問題。三是多元價值問題。社會要承認各個領域都能獲得成功。只要是有利于社會進步事業的，都應得到尊重。只有社會確立了不僅僅掙錢和做官才是成功的標志，志愿服務和公益創業也是成功的標志這樣的多元價值體系，大學生才會真正進行多元選擇。

　　如果資本和人力僅往生產性服務業，如現代金融、現代物流、商務服務、信息服務、技術研發服務等部門集中，所能吸納的就業當然就很有限。既然基層對公共服務需求很迫切而且量很大，我們就需要深入研究和思考與此有關的問題。

　　 建立新的治理模式

　　治理既是一個公眾參與的過程，也是一個公共服務供給的過程。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尤其是地方政府更應具有這種功能。進一步需要研究的是地方政府如何與社區連接。在這個連接過程中，民主治理和公共服務輸送是同時進行的。民主的過程同時也是社會網絡建立完善的過程。

　　治理是指一系列的價值、政策和制度,通過這些,一個社會可以用來管理它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進程。它是一個社會開發經濟和社會資源過程中實施管理的方式。它同時也是制定和實施決策的過程。治理還被界定為限制和激勵個人和組織的規則、制度和實踐的框架。所以,治理不僅僅局限于政府,也包括多元角色的互動。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必然伴隨著治理模式的轉變。而治理模式的核心是文化和行政體制改革。這里的文化是廣義的文化，包括行政文化和經濟文化。那種視經濟為發展的唯一要素的理念必須改變。這也是韋伯重視宗教精神對現代資本主義所產生影響的原因。馬克斯·韋伯認為必須強調經濟和社會結構與文化和人類行為之間的復雜的因果關系網絡。韋伯試圖在意識系統與社會結構之間找到更為合理的解釋，發現其多方面的，多種多樣的關系。這種更為復雜的解釋體系現在看來是很值得研究的。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要求相應的社會結構與之適應，因為，從功能主義的理論來看，任何社會都是一個整體，每一個單獨部分的變動都可能引起其他部分的相應變化。經濟水平的每一次提高，要求社會福利必須有相應的變化。換句話說，經濟發展水平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福利水平，這一方面是經濟自身發展的要求，因為根據福利經濟學的原理，經濟越發展社會福利必須越大，社會福利越公平，經濟越發展。在這個過程中，若是收入分配方式不能很好地設計，就會出現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等社會問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提出治理模式問題。已故費孝通教授有一個著名的觀點就是文化自覺，大約是說我們人類必須知道自己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從經濟自覺到社會自覺的真實含義，是我們必須明白，搞經濟建設是為了社會更美好，要使社會更美好，就要有社會自覺，要加強對社會的管理。

　　 解決基層問題需開闊思路

　　我們需要進一步研究和思考在我國當前這個發展階段為什么僅僅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個經濟發展方式需要轉變的僅僅是包括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加快服務業發展以及積極推進城市化嗎？根據我的理解，上述三個方面恐怕都不僅是經濟領域的事情。

　　首先，國民收入分配過程中的消費和投資均是既包含了私人消費和公共消費，也包含了私人投資和公共投資。確定公共消費和公共投資的比例不應當僅僅依據經濟學的理論，而應當依據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現實，需要對這個客觀現實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和實地分析。服務業既包含了生產性服務業，也包含了非生產性服務業，恐怕在經濟社會進入公共需求階段，非生產服務的發展要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無視社會服務的就業容量是錯誤的，也會誤導視聽。還有城市化，從歷史上看，城市化從來就是一個公共服務供給的過程，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需要在城市服務部門就業，自己及其家人也需要獲得教育、衛生和醫療等領域的服務，這是他們轉移的基本動因之一。因此，僅僅發展生產性的服務業是不能實現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的的。尤其是要考慮到中國的特點，這個特點不同于其他國家，就是，中國投資與消費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合理，服務業發展滯后。國民收入分配不僅發生在企業和個人之間，也發生在區域之間，地區之間的發展不平衡主要通過政府間的轉移支付來彌補，在國際上人們將其稱為財政均等化過程。這個過程就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進行的財富再分配過程。
　其次，這里我們且不說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會遇到什么樣的體制性障礙，就社會需求來說，在這樣一個歷史階段的突出表現就不會僅僅是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而一定是包含了更加廣泛的內涵。過于狹窄和簡單地去理解發展方式很可能錯置了我們的注意力，在政策上導致新的扭曲。事實已經很清楚，轉變發展方式不是現在才提出來的，早在第九個五年計劃時就明確提出來了，而且之后的每個五年計劃都重申，但始終沒有轉變過來。這其中的原因值得總結，教訓值得吸取。

　　再次，不進行相應的行政體制改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門檻也邁不過去。同樣，不相應地擴大公共消費和與之相適應的公共服務，同樣也邁不過去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門檻。看來，我們還是應當從歷史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來分析現階段中國居民的消費特征、消費需求。

　　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考慮把公共管理體制改革作為條件之一，歸根到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公共領域和社會領域的問題。至少，需要通過公共領域和社會領域的改革來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創造一個更加寬松的環境。不能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經濟發展可以帶來富裕，也可以帶來貧困。當經濟發展的成果僅僅為少數人享用的時候，對于其他大眾來說就是剝奪。問題是如何讓更多的人在發展中受益。關鍵是看有沒有一個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這是就經濟發展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內部而言的。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要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其經濟發展就不僅僅會是滿足其內部發展的需求，還要考慮更多更復雜的目標。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是否可以獲得相應的國際地位和認同，恐怕還要看它向世界提供了什么樣的公共物品。

　　在這個問題上，筆者認為有些經濟學家是比較清醒的，他們基于自己的理性分析說，“在一個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如果你不滿意現在的產業結構（我相信誰也不會認為這個國家應該永遠停留在這種落后的結構上），那么你要做的就不是人為地現在硬要去改變產業結構，而是努力積累資本，發展教育，去改變你的‘落后’的要素結構。一旦你的資本多了，人才多了，只要價格是合理的，經濟體制是競爭性的，那些‘高級的’產業就有了發展的條件。所以，‘提升產業結構’的問題，不是產業政策的問題，而是教育政策的問題，不應搞什么產業政策，而是要有體制改革和教育發展的政策”。這是從深層次上分析產業結構調整提出的判斷。但是，我們還需要補充加以判斷。一是不僅僅是教育政策，而是整個公共政策，因為在公共領域的改革和發展中，教育不可能單兵獨進，必須有其他公共政策與之相適應。二是一個國家不可能不去解決它已經面臨的挑戰，諸如老齡化等。這樣，在現階段，中國的改革就必須是統籌性的。

　　要使中國經濟在脫離外力推動的情況下，徹底恢復持續快速增長，必須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真正把政策著力點放在消除制約內需增長的體制機制障礙上，通過提高居民消費水平和快速推進人口城市化，擴大內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進一步講，政策著力點應該放在調節國民收入和破解城鄉二元結構上。在轉變發展方式中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在二次分配領域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積極推進公共部門的改革。不下大決心、大氣力深化改革，這些問題不可能得到有效解決，宏觀調控政策和結構調整也很難在短期內走出困境，對此應當及早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