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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激發高質量發展新動能

         日期:2019-03-12   來源:深圳特區報

            深圳特區報北京3月11日電(駐京記者 何凡)近日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對大灣區的戰略定位、發展目標、空間布局等方面作了全面規劃。本報記者采訪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請他對粵港澳大灣區獻言獻策,并對大灣區的經濟學依據進行權威解讀。

        “更高水平的聚集效應和規模經濟,應該是大灣區建設以及9個城市進行合作的經濟學依據,也是提高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地位的必然要求,我們可以稱之為雁陣模式的規模經濟版。”蔡昉說。

        蔡昉表示,大灣區促進生產要素的流動與集聚,探索高質量發展條件下通過資源更有效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經驗,為全國提供有益的借鑒。這個地區具有世界上其他灣區不具備的特殊優勢,即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條件下,仍然在一定時期保持人口紅利潛力可供挖掘。

        他表示,大灣區既具有強大的產業集群,同時也是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還是高質量產品的輸出地,這都決定了該區域產品市場的發育和完善,不僅對自身具有決定勝負的作用,也對全國具有舉足輕重的示范意義。

        雁陣模式的規模經濟版

        記者:您覺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與我國其他的發展規劃,如西部大開發,“十三五”規劃綱要,“一帶一路”倡議等之間有哪些聯系?

        蔡昉:經濟學家把東亞經濟體之間由于比較優勢差異及變化而發生的產業轉移概括為雁陣模式。對該模式,有三個要點需要強調,即如果從不同經濟體或不同區域之間關系的角度觀察經濟發展的話,第一是具有梯度性,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發展有先行者和趕超者,有領頭雁和追隨群;第二是具有漸次性,經濟體各自按照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變化定位發展模式;第三是具有動態性,隨著比較優勢和其他條件變化,不同經濟體的相對地位發生變化,原有發展模式也會改變。按照雁陣模式內在的邏輯而非表面現象,我們可以預期也確實看到,日本向亞洲“四小龍”以及后者向東盟國家和中國大陸進行產業轉移的雁陣模式,在此時此地發生了形態變化。

        首先,隨著西部開發戰略和中部崛起戰略效果的顯現,并且由于這些地區相對而言仍然保持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優勢,盡管發生了制造業轉移到其他國家的情況,產業轉移也普遍地發生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之間,國際間的雁陣模式變成了中國的國內版。迄今我們已經看到,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開始加快向中西部地區轉移,表現為中西部省份的工業投資領先增長,例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固定資產增長速度,中西部地區自2005年以來明顯超過東部地區。其結果是,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相對加快,地區差距呈現縮小趨勢。

        其次,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繼續提高,以及勞動力短缺現象滲透整個中國內地省份,進而各地工資水平進一步趨同,中國在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的比較優勢終究會喪失,因而雁陣模式不可避免要回歸其國際版,即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尚享有人口機會窗口的國家轉移。 “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應用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共享實踐所證明的有效經驗,著眼于改善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條件,實現互聯互通,進行國際產能合作,通過人文交流實現民心相通,正是在培育著這個國際版雁陣模式。

        第三,正如貿易與合作并不僅僅以生產要素具有互補性為唯一前提,規模經濟效應也曾對傳統制造業的區位布局產生重要影響一樣,更高水平的聚集效應和規模經濟,應該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及九個城市進行合作的經濟學依據,也是提高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地位的必然要求,我們可以稱之為雁陣模式的規模經濟版。相應地,這一區域合作模式也是中國經濟更加開放,獲得新的動能,以實現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

        保持并盡可能長期延續人口紅利

        記者:您覺得粵港澳大灣區相比其他灣區有哪些優勢?

        蔡昉:廣東省是全國的改革開放先行區,擁有最早四個經濟特區中的三個,也是第一批獲準建設的自貿試驗區之一。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其高度的開放度和經濟自由度,以及作為金融、貿易和現代服務業中心,具有特殊的優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旅游服務業和區位特點也使其獨具優勢。鑒于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的功能定位,在實施推進中應該立足該區域的初始條件特點,在發揮各自優勢的同時,重點凝聚其作為整體的規模經濟和聚集效應優勢,唯此才能成功完成其獨特使命。與此同時,在充分進行頂層設計的前提下,在先行先試中應及時總結形成更具一般性的經驗,使其在理念和實踐層面可推廣、可借鑒、可復制。

        第一,發揮和擴大交通運輸通訊等基礎設施密度和網絡化程度高的既有優勢,進一步推進其在區域內的互聯互通。特別是提高金融、保險和生產性現代服務業的一體化程度,形成區域性優勢并輻射全國,促進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暢通,為區域內實體經濟服務,帶動全國產業優化升級,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服務,并成為全國乃至全球制造業的金融等專業服務、創新、科技中心。

        第二,促進生產要素的流動與集聚,探索高質量發展條件下通過資源更有效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經驗,為全國提供有益的借鑒。這個地區具有世界上其他已有灣區不具備的特殊優勢,即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條件下,仍然在一定時期保持人口紅利潛力可供挖掘。為此需要廣東省率先于全國突破戶籍制度改革的最后關口,推動農民工市民化進程,提高區域經濟發展的共享水平,防止外來勞動力返鄉倒流,形成吸引各類外來人才和勞動力的聚集地,在區域內保持并盡可能長期延續人口紅利。

        對全國具有舉足輕重的示范意義

        記者:您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有何建議?

        蔡昉:第一,聚集、培養和擴大企業家群體,激勵具有創新創業精神和現代經營理念的企業家蜂擁而至、成批涌現,推動創新創業活動空前活躍、排浪式展開。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的這個新階段,必須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生產率的提高,進而推動中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因此,企業家的內涵已經從單純的投資者和經理人員回歸其創新本意,在優勝劣汰中應用新技術、創新產品、開拓市場、形成新業態、創新產業組織形式,迎接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

        第二,借鑒和吸收國際有益經驗,遵循國際規則和慣例,推動該區域各地的政策、制度和規則的有效銜接,促進產品市場的統一、完善和一體化程度,形成現代化經濟體系所要求的市場機制和市場制度。大灣區既具有強大的產業集群,同時也是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還是高質量產品的輸出地,這都決定了該區域產品市場的發育和完善不僅對自身具有決定勝負的作用,也對全國具有舉足輕重的示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