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同推進綠色低碳發展與礦產資源保障

　日期：2021-08-2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習近平主席鄭重宣布，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在全球碳減排面臨鴻溝、氣候治理面臨赤字，各國致力于抗擊疫情、推動經濟復蘇的關鍵時刻，如此宏大的應對氣候變化目標的提出，體現了中國主動承擔國際責任的大國擔當，彰顯了中國全力推進綠色低碳發展理念的戰略定力。

　　戰略性礦產資源作為能源轉型的重要物質基礎，是低碳新能源產業發展的關鍵支撐。以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發展轉型為代表的新一代綠色低碳資源技術革命，例如電池、機器人技術、人工智能系統等，對戰略性礦產資源鋰、鈷、稀土等具有很強的依賴性，未來戰略性礦產資源供應保障攸關我國兩個低碳目標的實現。

　　能源結構向低碳轉型

　　近年來，中國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將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家及地方發展規劃，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能源結構、節能提高能效、推進碳市場建設、增加碳匯等一系列舉措，取得顯著成效。截至2019年底，中國碳強度較2005年降低約48.1%，已實現對外承諾的2020年下降40%—45%的目標；中國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的比重達到15.3%，比2005年提升7.9個百分點；2018年中國森林面積和森林蓄積量分別比2005年增加4509萬公頃和51.04億立方米，成為同期全球森林資源增長最多的國家。

　　但也應看到，我國作為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費大國，面臨同根同源的環境污染排放和溫室氣體排放問題，僅靠末端治理已經難以解決問題，必須靠產業結構、能源結構、用地結構和交通結構等深度調整，才能實現經濟發展、能源轉型、環境質量改善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協同一致。由化石能源消費大國轉型為綠色低碳發展大國，既是國際責任，又是中國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更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中國提出兩個低碳目標，正是明確了當下及未來經濟要走綠色低碳復蘇與高質量發展的協同路徑。如何塑造中國綠色低碳這項長期核心的競爭力，引領世界能源經濟變革的潮流，謀求全球價值鏈的高端站位，意義深遠。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戰略性礦產資源的國際市場競爭日趨復雜，無論是全球層面還是國內情況，戰略性礦產資源安全都面臨諸多復雜風險和不確定性。一方面，國際沖突越來越具有與自然資源的地理、政治、經濟密切相關的特征，對戰略性礦產資源供應構成潛在不穩定影響，全球可持續發展與能源轉型促使了全球各國對這類資源稀缺的擔憂迅速增加。另一方面，我國進入生態文明發展新階段，資源開發的環境生態制約趨緊，國內礦產資源開發收縮，進一步增加對國際礦產品依賴，資源供應壓力進一步增大。

　　　協同綠色低碳轉型與戰略性礦產資源保障

　　把握新機遇、適應新要求，協同推進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達峰及碳中和目標實現與戰略性礦產資源保障，是新時代賦予我們的新使命，也是兌現大國責任擔當的戰略選擇。

　　第一，以碳達峰與碳中和目標實現為導向，協同保障戰略性礦產資源供給，主動參與全球礦產與環境治理體系變革，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向綠色低碳轉型。一方面，要將碳達峰及碳中和目標的實現作為維護戰略性礦產安全與能源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全方位打通國內戰略性礦產勘查、開采、冶煉、加工、利用、回收與儲備等各個環節，提升戰略性礦產供應保障的自主性，通過戰略性礦產的開發利用，引領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與能源結構轉型。充分發揮大國市場的創新激勵作用，進一步加大重大基礎創新自主研發力度，不斷挖掘戰略性礦產資源在兩個低碳目標實現中的應用價值與應用范圍，伸展產業鏈價值鏈，實現資源的深度綜合利用，增強供應鏈韌性。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主動參與全球礦產與環境治理體系變革，全面提升戰略性礦產資源全球配置力。筑牢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礦產資源開發合作、礦產貿易、礦產品深加工及分工等方面業已形成的緊密互利合作關系，促進綠色低碳“一帶一路”建設和全球綠色低碳供應鏈產業鏈。尤其是確保戰略性礦產供應鏈產業鏈的穩定與發展，不斷強化我國在“共軛環流”中的樞紐地位，主動嵌入全球價值鏈環流，并在全球價值鏈上實現中高端攀升，積極推動全球能源轉型與綠色發展。

　　第二，以產業政策引入與創新、全產業鏈管理為手段，為推進綠色低碳轉型與戰略性礦產資源保障協同提供基礎支撐。從未來的發展趨勢看，戰略性礦產資源保障必須突破以數量或規模、成本為目標的市場供給范圍，全球能源轉型驅動戰略性礦產資源保障滲透到產業經濟和大國博弈的地緣政治領域，不確定性因素增加，生態環境約束也已成為戰略性礦產資源保障投射空間。國家間資源市場競爭的本質也轉向了產業政策競爭，完善的產業政策的宏觀目標就是保證產業鏈穩定安全和競爭優勢，讓市場得到國家力量的有效支持。產業政策不僅反映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更重要的是決定了科技創新方向，決定了其如何轉化為市場應用、如何形成“技術研發—市場應用”的循環，進而決定經濟發展的效率以及對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的影響，從而形成隱形的“博弈力量”。

　　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持獨立自主與擴大開放有機結合，不斷健全開放安全保障體系，著力增強風險防控能力和開放監管能力，為發展開放型經濟構筑安全防線。建立涵蓋戰略性礦產勘查、開采、冶煉、加工、利用、回收、儲備和市場的全產業鏈技術體系、產業體系和政策支撐體系，細化覆蓋權益維護、勘查開采、技術研發、利用保護、國際貿易、海外供應等全過程應對策略，重構國家資源安全保障政策體系與創新體系，需要優化資源生產環節、創新資源貿易與合作機制、引導資源消費取向、構建儲備機制。

　　第三，以綠色金融為視角，布局能源轉型與戰略性礦產資源供應鏈產業鏈，為實現兩個低碳目標和戰略性礦產資源保障協同發展的深度關聯提供金融支撐。長期以來，國際能源與礦產品市場以美元為結算貨幣，美元指數與資源價格緊密相關，維護戰略性礦產供應鏈產業鏈穩定的成本非常高。通過綠色金融與政策工具創新，改善可再生能源市場地位，提高生產者消費者對低碳原材料及產品的偏好，系統降低能源轉型成本，推動戰略性礦產產業鏈向能源轉型領域進一步凝聚和延伸。

　　重塑戰略性礦產資源價值鏈，創造能源轉型和戰略性礦產資源保障兩者協同發力的成本效益機會與有利于綠色溢價的條件，將政府采購作為一種潛在的政策工具，在采用傳統成本和服務質量標準的同時加入碳排放標準，可從整個價值鏈（包括其供應商和全生命周期視角）減少直至完全消除碳排放。推進形成包括政策目標、重點領域、體制機制等在內的能源資源金融發展綜合框架，重點提升包括戰略性礦產資源在內的礦業集資與低碳化發展能力以及投資市場對礦業與能源轉型的整體關注度。要提高戰略性礦產資源產業鏈的國際化及競爭力，推動碳排放權、礦業權交易等資本市場體系建設，形成與綠色低碳能源轉型相協調的政策激勵措施，并通過政策合規和監管執法促進政策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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