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春秋》新學開啟宋代新經學

　日期：2021-08-2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在經歷了魏晉南北朝長達三百多年的紛亂之后，隋唐時期又迎來了統一的時代。從學術發展史來看，《五經正義》的編訂成為這一統一時代的經學表征。《五經正義》是魏晉南北朝義疏經學的集中展示，是過去數百年經學發展的集成匯總。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集大成往往也意味著類型的終結。中唐時期之后，學術思潮的創新因子逐漸顯現。韓愈、李翱的心性討論開啟了宋明理學時代的核心論域，而啖助、趙匡、陸淳的《春秋》新學則開啟了理學時代的新經學。

　　唐初經學的求變

　　作為唐代統一時期的學術表征，《五經正義》確立了經學的一元化，結束了南北朝以來“師訓紛綸，無所取正”的局面。特別是通過與科舉制度相結合，《五經正義》成為天下士子莫不遵從的官方經學定本。不過，唐代科舉試經制度存在嚴重缺陷，導致諸經發展并不平衡，為后期疑經思潮的出現埋下了伏筆。

　　唐代合《易》《詩》《書》、三《禮》、三《傳》為九經，由于諸經篇幅字數相差懸殊，所以又分為大經、中經與小經三類。這種制度區分本是為了考試公平，但在執行過程中卻出現了諸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唐玄宗開元年間，問題就已經顯現。據《通典·選舉典》記載，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璀上書稱，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都是圣人之言，然而士人都“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卻無人誦習。唐代這種以字數多寡為標準的分經制度初衷可諒，但是在施行過程中卻因習經者的功利性，導致人人都熟讀《禮記》這樣文少的經典，而《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殆絕”。開元十六年，國子祭酒楊

又上奏稱，“習《左傳》者十無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學，廢無日矣”，同時也指出《周禮》《儀禮》及《公羊》《穀梁》“殆將廢絕”的可能前景，所以要求對能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者施以獎勵。楊

表達了與李元璀同樣的憂慮，并希望制定更具體的政策來鼓勵士子學習冷門經書。

　　從上述兩則事例可看出，很多經傳在唐玄宗時就已受到冷落，除《周易》《禮記》《尚書》等經之外，其余大多被士人束之高閣。在此背景下，新的經學思潮在暗自醞釀，并最終通過中唐時期的《春秋》學顯現出來。

　　舍傳求經的新解

　　中晚唐時期，以韓愈、李翱為代表的學者在思想上正嘗試突破，而經學上也由以啖助、趙匡、陸淳為代表的《春秋》新學完成了某種程度上的革新。這種革新是以舍傳求經的途徑實現的。馬宗霍曾說：“前儒大都遵傳過甚，茍有經傳不合之處，寧言經誤。啖、趙、陸則以經攻傳，自謂深得圣人之旨。”此所謂“圣人之旨”恐怕更多是個人創見，在闡發經文過程中，不合己意的《傳》顯然已經成為阻礙，因此創見的實現必然要舍傳求經。韓愈贈友人詩中有“《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的名句，雖然是夸贊友人之言，但也經常被研究者用來描述中晚唐舍傳求經的風氣。這種風氣正契合了發軔于韓愈、李翱的儒學革新思潮。到了宋初，這種經學風氣更是與理學相呼應，最終促成了經學范式的變革。

　　在這個被后世稱為《春秋》新學的學派中，啖助、趙匡、陸淳三位亦師亦友的學者開創了新的解經范式，影響所及一直到宋代《春秋》學，成為宋代疑經思潮的先聲。唐玄宗末年，啖助“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為例統”。但是，啖助不幸早逝，對于他的思想的推廣主要由其弟子陸淳完成。陸淳在自述中說，“痛師學之不彰，乃與先生之子異，躬自繕寫，共載以詣趙子，趙子因損益焉，淳隨而纂會之”，最終寫成《春秋啖趙集傳纂例》行世。此處趙子即趙匡，曾與啖助“深話經義，事多響合”，深得啖助思想精義。所以，陸淳不僅向趙匡請益，而且將其觀點也載入書中。從這一學派來看，首創者是啖助，發揮者是趙匡，推廣者是陸淳。

　　這一學派之所以被稱為《春秋》新學，主要在于拋開傳統《春秋》三傳，開啟以意解經之路。啖助認為，《春秋》經義存于經文而非傳中，《春秋》三傳雖是前代遺文，但是限于各自拘守，互不相通，導致不能通過各傳見《春秋》之意。由此，啖助主張會通三《傳》，但其根本處還是以己意采擇三《傳》內容。所以，啖助進一步指出：“予所注經傳，若舊注理通，則依而書之；小有不安，則隨文改易；若理不盡者，則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則全削而別注。”這種以理通經、以理改注的解經方式開啟了后世宋代理學經學的先風。

　　疑經思潮的開啟

　　雖然啖助等人雜采三《傳》，但是對三《傳》的態度也有厚薄之分。《新唐書·儒學傳》記載，啖助“愛公、榖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于孔氏門人”。由此可見，對于《春秋》三傳，啖助更偏向《公羊傳》與《榖梁傳》，而對《左傳》指責最多。這與啖助所處時代密切相關，啖助親歷安史之亂，之后唐朝更是陷入藩鎮割據的混亂狀態。在此歷史背景下，強調大一統的今文經學必然成為身處亂世學者的選擇。因此，啖助明確提出：“今《公羊》《榖梁》二傳殆絕，習《左氏》者，皆遺經存傳，談其事跡，玩其文彩，如覽史籍，不復有《春秋》微旨。嗚呼！買櫝還珠，豈足怪哉！”

　　在啖助觀點的基礎上，趙匡更是提出了對《左傳》作者的質疑。趙匡直白地指出《左傳》解經不如《公羊傳》《榖梁傳》，其中謬誤甚多，這與啖助的觀點是一致的。啖助就曾說“二《傳》傳經，密于《左氏》，《榖梁》意深，《公羊》辭辨”。由此愈見此派解《春秋》雖然雜采三《傳》，但是明顯更傾向今文經學，而這也是他們指摘《左傳》的根本原因。除了指責《左傳》解經淺薄之外，趙匡還將焦點引向《左傳》作者問題。自兩漢以來，《左傳》雖然一直受到今文學家的批評，但其作者乃左丘明并不構成問題。趙匡則批評了司馬遷、劉歆和班固的觀點，指出《左傳》作者題為左氏，但左氏并非左丘明，而且《國語》也非左丘明所作，兩書“定非一人所為”，并認為同為唐代的陸德明所列《左傳》傳授譜系，只是為了尊崇《左傳》而虛設。趙匡的這一系列針對《左傳》作者的質疑，特別是關于《左傳》與《國語》關系的觀點，可以說是抓住了批評的核心問題。在歷史上，《左傳》作者問題以及衍生出的《左傳》與《國語》關系問題，本就是司馬遷之后才著錄于書的。這就給批評者提供了模糊化處理的條件，只要質疑司馬遷、劉歆等人的觀點，就能從作者問題上根本否定《左傳》《國語》的經學價值。

　　安史之亂后的藩鎮割據亂狀促使中唐學者尋找新的思想資源，以支撐穩定的秩序。由此，推崇大一統理念的今文經學在“《公羊》《穀梁》殆將廢絕”的形勢下重新獲得關注，而微言大義式的解經范式也得到新發展，開啟了宋代理學經學的序幕。自啖助、趙匡、陸淳始，以中唐《春秋》新學為代表的舍傳求經風氣不專守一家之傳，而是以己意為準則采擇眾傳，表面是“變專門為通學”，但與東漢鄭玄所謂通學完全不同，其實質是以己意解經。所以，《新唐書》批評啖助等人助長了“穿鑿詭辨，詬前人，舍成說”的風氣。但是，從理學角度看，這種舍傳求經的做法無疑是破除思想束縛的革新之舉，宋人毅然沿著這一路徑大踏步走下去。到北宋時期，經學研究中的疑經思潮由孫復、劉敞等人首先發聲，宋代經學由此開啟了新的經學歷史階段。

　　（作者單位：天津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