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文書學”的研究與展望
日期：2021-07-1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中國過去沒有建立自己的“古文書學”學科。雖然早在1914年黃人望編《史學研究法講義》時已經提到古文書學（此承侯旭東先生惠示），但那不過是摘譯介紹日本古文書學的內容而已，在此后的史學界影響甚微。直到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今古代史研究所）幾位研究古文書的年輕同仁倡議開辦“古文書研究班”，才揭開了建立“中國古文書學”的序幕。2012年第一屆“中國古文書學學術研討會”在歷史研究所召開，標志著“中國古文書學”正式建立。2014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文書學研究”立項，標志著“中國古文書學”得到學術界支持和國家承認。2020年末這一項目大致完成，2021年3月1日召開了結項會議，標志著“中國古文書學研究”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關于“中國古文書學”在獲得國家社科基金支持后的進展與成果，已有文章做了詳細介紹。本文結合個人研究，談一談“中國古文書學”的研究特點和今后發展。
加強“中國古文書學”的理論探討
所謂“中國古文書學”理論，主要包括探討和定義“文書”“古文書”“古文書學”，“古文書學”研究的性質、對象、范圍、視角、方法、特點，以及與檔案學、古文獻學、歷史文書學的區別等方面。
我曾在《關于“中國古文書學”的若干思考》中指出，古文書學意義上的“文書”應該具有的性質或特征是：第一，它是未經后人改動過的原始資料。第二，它不包括各種撰寫或編纂的典籍。第三，它一般是用文字書寫的。第四，它以發件人向收件人表達意圖者為主，同時包括帳簿等經濟文書。第五，它應具有完整格式，例如牒、狀類文書一般應包括發件者、收件者、結尾用語、日期等要素（《中國史研究動態》2018年第2期）。此前在《“中國古文書學”：超越斷代文書研究》中，關于古文書的定義我還寫過：中國古文書學研究的主要是出土或傳世的、近代之前的文書資料，“以手寫為主，基本不包括雕版印刷的文獻，但若有文書集成或文書檔案類刊本，似亦可包括。至于材料，則不論甲骨、青銅器、簡帛、紙張和磚石”（《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7月25日第5版）。對此定義，有學者特別是研究明清古文書的學者認為，明清古文書很多都是刻印的，因此對“古文書”的定義不能局限在“手寫”上。這一意見是有道理的。我想定義“文書”的關鍵是看它有沒有保留文書格式，因為“格式”是“文書”的靈魂，如果去掉格式，文書就與文獻沒有區別了。所以，那些刻印的文書如果具有完整格式，或者與原始文書保持一致，似乎就可以將其定義為“文書”。
關于“中國古文書學”與日本古文書學的異同，我認為主要有兩點：第一，表現在古文書的來源上。中國古文書有出土與傳世兩大來源，而日本主要是傳世文書。第二，表現在古文書的類型上。由于權力結構不同，日本古文書的類型更為復雜。近來有學者認為將文書刻石留存，也是中國古文書學的一個特點。這個說法很有道理。李雪梅《中國古代石刻法律文獻敘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收錄從戰國到清末石刻文獻8223種，其中公文碑占很大比例，如唐宋金元時期，公文碑在同期法律碑刻數目中占比高達三分之二，僅蒙元時期的圣旨碑、公文碑就有193份。這些公文碑完整保留了公文格式，包括敬空、提行、印章、畫押等，顯然就是古文書的原樣鐫刻。以刻石方式如此大規模、多地域、多場合地保存古文書，確是“中國古文書學”的一個顯著特點。
總之，關于“中國古文書學”的定義、特點等理論問題，今后還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從“古文書學”視角研究古文書
所謂“古文書學”視角，就是采用符合古文書特點的角度，從文書的格式和語言、運行方向和規律、附屬要素如署名印章畫押，乃至文書的物質形態等各方面進行研究。
例如研究訴訟文書格式，可知唐代因等級不同分別使用了“辭”和“牒”。“辭”的格式特點是年月日姓名及“辭”置于首行，且有受理官司名稱，最后有“請裁，謹辭”類套話。“牒”的格式特點是年月日姓名置于末行，沒有受理官司名稱，在“標的”之下以“牒”起首，結尾有“請裁，謹牒”字樣，最后在姓名下復有“牒”字。“辭”和“牒”的內容都可以稱為“狀”，后來就出現了用于訴訟的“狀”文書。這種“狀”同時含有“辭”和“牒”的特點。隨著“狀”的逐漸普及，“辭”變得少見，“牒”也逐漸被淘汰，結果就是“狀”取代了“辭”和“牒”，成為后代訴訟文書的主要類型（《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4卷）。學術界以往對文書格式特別是公文書格式有很多研究，其特點是宋代以前以復原文書格式為主，宋元以后以分析文書格式的復雜構成為主（《中國古文書中的公文書樣式研究綜述》，《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9輯）。
再如從敦煌吐魯番文書出發研究契約文書中表示其真實性的方式，發現在近500的時間內，其方式依時代不同主要有三種：第一階段的用語特色是“各自署名為信”，主要行用于高昌國時期。契約當事人主要采用署名方式。第二階段的用語特色是“兩和立契，畫指為信”。從唐貞觀二十年（646）前后開始出現，一直沿用到9世紀中葉。第三階段的用語特色是“恐人無信，故立私契，用為后驗”，從唐末五代一直延續到北宋初年，采用的具體方式主要是畫押（《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8輯）。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變化，特別是“畫指”（畫出中指3個指節）的出現與普及意味著什么，值得今后繼續進行研究。
古文書物質形態方面還有如紙張研究。日本古文書學者對此十分重視。例如日本中世紀有一種傳達天皇旨意的文書，紙色很重（往往是墨綠色）又很粗糙，被稱為“宿紙”（再生紙）。為何會用這么粗糙的紙呢？原來在天皇旨意下達的流程中，先要由“蔵人”（天皇秘書）承受天皇“口宣”，將“口宣”記錄下來，做成“口宣案”，非正式地傳達給受書人。換言之，這種再生紙文書原不過是天皇旨意的筆錄（小島道裕《中世の古文書入門》2016年）。明白此點，則只要看到用這種顏色很重很粗糙的紙做成的文書，就能了解其運行程序和所起的作用了。中國古代對文書用紙也有明確規定，例如唐代詔敕一般用黃麻紙和黃藤紙，赦書則用絹黃紙之類。用紙之外，印章的使用也值得研究。一般而言，文書的印章鈐在日期上，是要保證文書發出時間的準確性，以檢查文書處理是否有所延誤。還有一種鈐印，是在文書上“隨處印署”（北宋《天圣令·雜令》）。這是一種怎樣的印署？值得研究。還有學者提出要把“人”的因素納入古文書學的研究范圍，那當然是更高層次的追求了。
宣傳和普及中國古文書學
中國古文書學自建立以來，為宣傳和普及這一新興學科，我們每年一次，先后召開了8屆古文書學學術研討會，其中有3屆分別是與首都師范大學、河北師范大學和邯鄲學院合辦的。我們還與中國政法大學共同主辦了2次“古文書學研習營”。這些活動宣傳普及了“中國古文書學”的理念與知識，使更多學者加入“中國古文書學”的研究隊伍中來。
為了普及古文書學知識，讓歷史研究者和學習者知道什么是古文書、古文書的形態如何、怎樣閱讀和理解古文書，我們編寫了《中國古文書讀本》（以下簡稱《讀本》）。《讀本》將先秦到明清的古文書大致分為5類（官府往來文書、契約文書、帳簿文書、訴訟文書、書信文書），然后在每類文書中選取若干，介紹給讀者。為使讀者對古文書有個整體概念，《讀本》在每個斷代每類文書之前都有“總論”和“小序”，介紹本斷代本類文書概況。每件文書先給出圖版，以及該文書的錄文，然后進行“注釋”和“解說”，解釋難解詞語，解說文書出處、材質、尺寸、內容、價值等，最后給出有關該文書的參考文獻。有此一書，讀者對于中國古代文書的基本樣式和特征就能了然于胸。《讀本》可以說是“中國古文書學”的入門書。
今后在普及中國古文書學方面還可以做以下工作。第一是繼續編寫古文書入門書，并像日本學者所做的那樣，將上行、下行、平行文書都用圖示方式標出文書的發出者、接受者、結尾用語、署名等級、日期印章等，讓讀者能夠直觀地讀懂文書。其實，國內特別是明清文書的研究者已在使用圖示方式分析文書的結構（參見沈蕾《清代官府往來文書的裝敘結構分析》，《檔案學研究》2019年第3期）。這樣的圖示圖解方式，對于初步接觸古文書的讀者具有很好的指導作用。第二是編纂古文書用語辭典。現在關于古文書的語言辭典，國內只有劉文杰編寫的《歷史文書用語辭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但僅有“明·清·民國部分”。今后應該組織力量編寫一部從戰國秦漢直到明清的古文書用語辭典，以方便學者習讀各個朝代的古文書。第三是爭取讓“中國古文書學”進入校園，成為學習古代史的學生在史料處理方面的基礎課。只有這樣，才能在大學普及古文書學知識，使歷史學系學生面對古代史料時能多一種視角，自覺運用古文書學的方法研究古文書進而研究歷史。
中國現存古文書有百萬件之多（還不包括清宮檔案），如何運用古文書學的理論、視角、方法去處理這些文書，并通過這些古代曾經實際使用過的文書來揭示當時“人”“事”“物”的流動，乃至歷史過程的方方面面，是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希望有志于此的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加入古文書研究的行列中來，加入了就會發現這其中別有洞天，是大有發展前途的。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