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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究

        中國電影編劇理論的發展與書寫

         日期:2021-07-1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梳理中國電影編劇理論100年的發展史,從中汲取具有民族特色的創作思想和方法,對于繁榮發展我國當前的電影事業,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應用價值。

          1921年,顧肯夫發表《〈影戲雜志〉發刊詞》,文中提到了電影的編制法問題。該文被學界認為是目前所見最早的中國電影論著。從1921年到2021年,整整一百年,這期間,探討電影編劇的文章浩如煙海。作為“流動的意念”,它們既富于真知灼見,又顯得龐雜繁亂,系統性發掘、整理中國電影編劇理論資源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

           中國電影編劇理論的發展

          電影編劇作為一種審美意識活動,與政治、經濟、文化、美學流派、藝術思潮等存在密切關系,且又具有自身特性。據此,可將中國電影編劇理論發展史大略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第一時期,從1921年到1931年,以《〈影戲雜志〉發刊詞》的發表為起點。中國電影編劇理論奠基于此一時期,與以下幾種因素密切相關:電影公司的興起、電影故事片創作的繁榮、電影學校的創辦、電影類報紙期刊以及印刷業的興盛、電影專業人才隊伍的出現、電影觀眾群體的壯大、西方電影編劇理論的引進等。這一時期,中國電影編劇理論的特點表現為既重視我國傳統編劇理論的發掘,又注意西方電影編劇理論的譯介;側重于技巧層面的探討,創作思想則帶有濃厚的倫理和商業色彩。

          第二時期,從1932年至1948年,以黨的電影小組的成立為起點。這一時期,中國電影編劇理論的發展特點表現為:關注現實,提倡現實主義、愛國主義,追求民族化、大眾化,強調戰爭與人的思考,重視歷史劇、諷刺喜劇等類型多樣化研究,兼顧商業性、審美性探討。但形勢變化的急劇、救亡圖存的緊迫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電影編劇理論研究的深入與從容。

          第三時期,從1949年至1977年,以新中國成立為起點。新中國成立為中國電影編劇理論發展提供了嶄新環境。這一時期,中國電影編劇理論有以下幾個特點:貫徹毛澤東文藝思想、堅持“二為”方針、遵循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繼承左翼電影創作經驗、吸收先進電影編劇理論等。

          第四時期,從1978年至今,以改革開放為起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的開啟給中國電影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尤其進入21世紀,中國電影成為文化產業中的引領性產業,與此相應,中國電影編劇理論亦呈現出新特點,即從大眾文化的角度討論創作,形成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技巧性“四位一體”的新局面。

          中國電影編劇理論書寫的特點

          中國電影編劇理論的書寫呈現出技巧性、文學性、直觀性、功能性等特點。在我國,關于編劇技法的討論淵源有自,古代戲劇理論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并為中國電影編劇理論所繼承。如明代孫鑛提出南曲“十要”,清代丁耀亢提出詞有“七要”,到了現代,鄭正秋提出電影編劇藝術“三要”說,認為電影編劇者須“養成選擇之才能”“善下剪裁之工夫”“運用點綴之心思”。概而言之,在這些理論先驅們看來,劇本創作是一種技能,即承認其特殊性,但否認其神秘性,認定其可傳授、可言說、可操作。

          文學性表現為電影劇本追求言之有物,即強調作品要表達對于社會、人生的思索和追問。文學即人學,電影亦然。張駿祥提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是電影劇本首先要提供的。“有奇事方有奇文”,這一觀點對中國電影編劇理論同樣具有重要影響。因此,對于電影故事的討論自然成為其研究的重點。

          直觀性首先是基于中國電影編劇理論自身書寫而言的。重視直觀性,是我國古代戲曲理論的特點之一,這一傳統同樣為我國電影編劇理論所繼承,它絕少執著于抽象的邏輯推演和思辨,而是采取具體可感的形象舉例和描述,以達妙悟之境界。如李漁把編戲比作裁衣,鄭正秋論述電影編劇“三要”時亦以“剪裁”作比,夏衍在《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中同樣以“剪裁”闡釋電影劇本的創作。直觀性基于中國電影編劇理論內涵而言,又表現為關于動作性、造型性、電影性等問題的討論。

          我國古代劇論強調“文以載道”,如李漁提出“傳奇三美”,其中“一美”是“有裨風教”。這一傳統同樣影響了中國電影編劇理論的發展,只是其功能性于不同時期呈現為電影與倫理、電影與政治、電影與社會等關系論述的不同形態。就經濟效益而言,電影作為文化產業中的引領性產業逐漸得到重視,其商業性也成為中國電影編劇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

          電影編劇理論梳理的當代意義

          知史以明鑒。梳理中國電影編劇理論100年的發展史,從中汲取具有民族特色的創作思想和方法,對于繁榮發展我國當前的電影事業,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應用價值。

          1.有助于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那么大,問題那么多,國際社會期待聽到中國聲音、看到中國方案,中國不能缺席。”讓世界聆聽中國聲音,向世界展示中國風采,電影是最好的媒介之一,電影編劇則是電影產業鏈中的基礎環節。研究中國電影編劇理論發展進程,總結前人思想精髓,可為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和多層次文明對話,建設電影強國,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

          2.有助于推動我國電影文化產業發展。學界對電影的商業屬性有不同程度的理論表述。理論的梳理對于我國當前電影行業環境的改善、政府管理電影事業能力的提高、電影企業現代化經營水平的提升,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3.有助于提升我國電影藝術創作水準。中國電影的劇論家大多又是劇作家,中國電影編劇理論史,實則是這些電影人的經驗史。觀其流變,察其規律,汲其經驗,對于指導我國當前的電影創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4.有助于加強黨對電影事業的領導。早在1932年,黨的電影小組就已成立。幾十年來,黨積累了領導電影事業發展的豐富經驗。這些經驗又真切地融入中國電影編劇理論的文本表述之中。因此,回顧這段歷史,可為加強和改進當前黨對電影工作的領導提供重要啟示。

          綜上所述,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研究導向的前提下,對中國電影編劇理論100年的發展歷史進行系統性、全景式考察,既是歷史的要求,亦是現實的需要,其意義重要而深遠。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