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視域中的絲路融通與文化交流

　日期：2021-07-1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程思麗（Sally K. Church），英國李約瑟研究所研究員、劍橋文明交流中心（Civilizations in Contact）主任。曾在美國明德學院歷史系學習中國歷史，獲學士學位（1967—1971）；在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學習中國文學，獲碩士學位（1976—1978）；在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學習中國文學，獲博士學位（1980—1993）。曾任職于劍橋大學沃爾夫森學院、東亞及中東研究學院等，兼任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近年來，程思麗的學術研究集中于中國古代絲綢之路，其主要論著有《論調查鄭和寶船450英尺長的合理性》（Zheng H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lausibility of 450-ft Treasure Ships，2005）、《海洋文化的痕跡:〈龍江船廠志〉中的“殼先”造船過程的證據》（Traces of Maritime Culture:Evidence of Shell-First Constuction in the Longjiang Shipyard Treatise of 1553,2012）、《歐亞絲綢之路:歷史淵源和中國想象》（The Eurasian Silk Road: Its Historical Roots and the Chinese Imagination, 2018）、《牛津漢語初學者簡明字典》（合編，Oxford Starter Chinese Dictionary， 2000）等。

　　每周五下午是李約瑟研究所的講座時間，2021年6月11日的講座題目是“譯路探險——漫談榮新江教授的《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英譯心得”，主講人是李約瑟研究所研究員程思麗博士。2020年，我訪學李約瑟研究所時，曾和程思麗博士共處一間辦公室，親眼目睹了她的勤奮、博學和友善。當年2月，我在為東亞及中東研究學院師生準備“再回康橋——《洵美詩選》譯路回望”講座時，就得到她和三一學院蘇文瑜（Susan Daruvala）院士的悉心指導，心中不勝感激。每周日下午，程思麗博士還給李約瑟研究所訪問學者進行學術英語的義務講授，深得該所同仁的廣泛贊譽。講座完畢，我也順便做了補充采訪，就程思麗博士對中國絲綢之路的相關研究成果及歷程做一番梳理。

　　　師承于哈佛 執教于劍橋

　　孫繼成：您早年選擇學習漢語的初衷是什么？有著怎樣的漢語學習背景？

　　程思麗：我學習漢語的初心是出于好奇。漢語是一門與英語很不同的語言，我自幼對它就很好奇。值得一提的是，我外祖母姐姐的丈夫，也就是外姨祖父曾在中國東北哈爾濱生活過，他曾擔任過當地基督教青年會的干事。他家里藏有中國圖書、書畫和瓷器。我小時候就見過漢字，所以對漢語很感興趣。

　　在求學過程中，我得到了很多老師的無私幫助。如在明德學院讀本科時，孔如軻（Nicholas Clifford，1930—2019）教授的“中國歷史概論”課程，使我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濃厚興趣；戴福士（Roger V. Des Forges）教授的“中國早期對外關系史”，是我接觸最早的中國對外關系史課程，進而成了我一生的研究興趣。碩士階段時，我在芝加哥大學攻讀中國文學，芮效衛（David Tod Roy，1933—2016）教授的“中國文學翻譯”課及以《水滸傳》為主的研討課，對我們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原文研讀與翻譯訓練。在哈佛大學攻讀中國文學博士時，韓南老師為我們講授了馮夢龍的作品以及其他明清小說。這些老師的課程都很注重邏輯分析及其證據鏈的梳理與完善，使我在研究方法上受益匪淺。所以，我一直都比較關注中國的歷史和文學，對中國對外關系史文獻及其解讀也很有興趣。

　　孫繼成：您緣何到了英國劍橋大學工作？

　　程思麗：當年我在哈佛大學讀博士時，在教堂里偶遇了我未來的丈夫邁克爾·約翰·蘭福特（Michael John Langford）。那是1984年，他正好在美國波士頓休假。我們于1985年結婚，育有兩個女兒。我來英國工作與他密不可分，他的理性與熱情對我的中國研究幫助很大。不幸的是，他于2020年7月18日在英國劍橋去世。

　　孫繼成：我聽說他是一名哲學家，精力充沛，樂于分享，為人十分善良。逝者安息，請節哀順變。

　　程思麗：謝謝。

　　孫繼成：請您簡要介紹一下在英國的學術經歷。

　　程思麗：我是1996年來到劍橋的，當時邁克爾從加拿大紐芬蘭大學醫學倫理學教授職位上退休后，我們一家就回到了英國。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李約瑟研究所（1996—1999）做兼職圖書管理員，主要負責抄寫和數字化李約瑟的戰時日記，并為圖書館做些其他工作。自1998年開始，我在劍橋大學沃爾夫森學院擔任初級研究員，2001年擔任導師，2004年開始擔任學院的論文寫作組組長，2005年擔任國際學生聯絡官員，并主持沃爾夫森學院的學術英語寫作課程。另外，我還曾擔任劍橋大學其他幾個學院的本科生學業咨詢顧問，負責解答他們在東亞及中東研究方面的問題。2008年至2011年，我還參與過東亞及中東研究學院的一項名為“文明間的交流”的科研項目；2012年這一項目結束后，我就創建了文明交流中心（Civilizations in Contact）來延續這一研究方向，并擔任中心主任至今。

　　孫繼成：您的博士論文是《言外之意：論金圣嘆對〈西廂記〉隱含意義的理解》（Beyond the Words: Jin Shengtan’s Perception of Hidden Meaning in the Xixiang ji），這與您后來的絲綢之路研究并無直接關系。那么，您是如何開展中國絲綢之路研究的？

　　程思麗：在中國歷史及文學方面的持續學習，為我研究明朝的絲綢之路提供了堅實的知識背景，使我在研究絲綢之路時，能夠做到小中見大、大中有小，把研究問題分析得更加清晰。2001年，我在臺灣參加了關于鄭和“走向海洋”的一次國際會議。在會上，我聽到了上海交通大學辛元歐教授對鄭和船只大小的討論，由此啟發了我對鄭和寶船的研究。2005年，我在《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上發表了《論調查鄭和寶船450英尺長的合理性》；2010年，在馬六甲舉辦的“鄭和與亞非世界”（Zheng He and the Afro-Asian World）的會議上，我宣讀了與兩位造船工程師合寫的論文《對450英尺長的鄭和寶船的工程學分析》。這些都是這項研究的成果。同時，我還發表了兩篇關于鄭和下西洋的文章。一篇發表在新加坡《南洋學報》（2002年12月）上，內容是關于永樂皇帝對鄭和帶回國的外國人的政策變化；另一篇是《榜葛剌國的長頸鹿：在中國明代的一次相遇》（The Giraffe of Bengal: A Medieval Encounter in Ming China），2004年發表于印度《中世紀歷史》（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雜志。

　　孫繼成：請您具體談一下《榜葛剌國的長頸鹿：在中國明代的一次相遇》一文。

　　程思麗：這篇文章是我研究中國絲綢之路較早的一篇論文，記述了15世紀初明朝中國與榜葛剌國建立邦交的發展歷程。1414年，榜葛剌國為示友好，向中國朝廷贈送了一只長頸鹿。文章梳理了1405年至1433年期間明朝航海記錄中的兩國交往，重點關注了與榜葛剌國公使相關的中國文獻記載。此外，還集中討論了兩國交往的歷史背景、中國海上遠征與外交使團的關系，以及中國記錄榜葛剌及其統治者的史料真偽。我試圖闡明進貢長頸鹿這一看似簡單的外交事件所引發的諸多復雜性。這也是我做中國絲綢之路研究的一個基本方法，就是通過一個很小的事件來連通其他，進而以小見大，挖掘新意。

　　　陸上絲綢路 陳誠外交顯

　　孫繼成：在“陸上絲綢之路”的研究中，您闡述了15世紀陳誠出使中亞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城）的外交貢獻，請簡要介紹一下您的觀點。

　　程思麗：陳誠是明朝杰出的外交家。洪武二十九年（1396）三月，他首次出使西域撤里畏兀兒（今柴達木盆地西北地區）；永樂皇帝統治時期（1403—1424），他三次跟隨外交使團出使中亞哈烈，因其表現突出而獲得贊譽。在第四次出使哈烈途中，使團因永樂皇帝駕崩而中途折回。由于每次出使中亞國家，陳誠都是在宦官的領導下做些協調輔助工作，我們很難找到足夠證據來證明他對中國與帖木耳汗國或其他國家的外交關系作出了突出的個人貢獻。陳誠是一個恪守職責的官員，忠誠而勤奮，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使團出使西域，客觀上促成了明朝中原與西域地區之間的政治往來、經濟交往及文化交流，對明初西北邊境的安定與繁榮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再論陳誠出使中亞哈烈的作用（1413—1420）》（A New Look at Chen Cheng’s Role in His Diplomatic Missions to Herat（1413—1420））一文中，我重點分析了他個人的兩部作品《西域行程記》和《西域番國志》，還有一篇長賦、幾首短詩及其他出使信件，一篇紀念永樂皇帝的文章，他的出使總結以及他人的相關作品，依此來梳理他的外交貢獻。研究表明，他的上述個人記述，描述了出使沿途的艱難險阻、權力斗爭、風土人情、文化交往、個人經歷等，內容豐富。在與當地官員的交往中，他也算得上是使團的核心成員，受到當地人的熱情招待，并且能近距離觀察當地人的生活情景。盡管這些作品無法準確描述他在出使哈烈中所扮演的具體角色，但還是準確傳達了他在15世紀早期絲綢之路沿線與其他文明相遇時的獨特個人觀察，讓我們看到了外交事務中關于中亞真實的個人記錄。

　　孫繼成：我讀到您發表的《13—14世紀西方紀行者呈給蒙古可汗的泥金裝飾手抄本》（《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一文，請問文章的主要關切是什么？這與絲綢之路的研究關涉是否密切？

　　程思麗：這篇文章來自我與浙江師范大學的一個合作項目：關于絲綢之路上來往旅行者的文獻梳理。在文中，我通過研究蒙古王朝和基督教傳教士間的禮物贈予行為，來探討于13—14世紀前往蒙古首都哈拉和林與元大都的西方傳教士與蒙古首領之間的跨文化聯絡。文章聚焦于該時期出使蒙古地區的行程中，傳教士所記載的禮物贈予行為及其相關的儀式與慶典。該文開頭解釋了13世紀初西方傳教士看待禮物的視角，進而展現了他們的看法與蒙古可汗社會和政治期許之間的沖突，以及如何化解這些沖突。傳教士魯布魯克（Wilhelm of Rubruck，生卒年不詳，出使時間為1253—1255年）向撒里答展示的包含精美泥金裝飾圖畫的書卷便是其中一例。

　　我在文中試圖說明，在面對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互動時，從多維角度來考慮文化交流問題將會得到較為全面的認知。有時候，看似簡單的一個文化交流問題就會涉及雙方政治、經濟、歷史、社會、宗教、語言等不同層面。文化差異是不同文化交流的前提，但有時候這一差異就造成了不同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礙。來訪的傳教士敬獻蒙古首領的禮物，看似簡單，卻能透視出交流雙方的不同考量，其中就蘊含了文化交流的沖突與誤解。只有雙方相互尊重，秉持開放與寬容的心態，才能化解交流中出現的誤解與沖突。

　　孫繼成：請您簡要評述一下“陸上絲綢之路”的意義。

　　程思麗：陳誠一生忠貞為國，多次出使西域，對西域各國實行了“一視而無間”的外交策略，實現了“從此萬方歸德化，不勞征發定三邊”，為明代重開“陸上絲綢之路”作出了突出貢獻，開創了明永樂年間萬國來朝的盛景，史學家謝國楨稱其功不遜于鄭和。陳誠還曾被蘇聯歷史學家弗拉基米爾·佐夫（1884—1931）譽為15世紀最杰出的和平使者。陳誠的“陸上絲綢之路”與鄭和的“海上絲綢之路”，共同為明王朝的外交與外貿打開了興旺之門。

　　海上絲綢路 鄭和寶船考

　　孫繼成：在中國《國家航海》2011年第1期刊發的《海洋文化的痕跡： 〈龍江船廠志〉中的“殼先”造船過程的證據》一文中，您揭示了中國明代“殼先”的造船工藝不同于英國“龍骨為先”的造船工藝。這種差異對于研究鄭和下西洋的寶船有何重大意義？

　　程思麗：《龍江船廠志》是明代進士、工部主事李昭祥所著的一部船廠志，錄有南京龍江船廠的許多史料。李昭祥在主政龍江船廠時，為了更好地管理船政，用時兩年，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完成該書。《龍江船廠志》分訓典、舟楫、官司、建置、斂財、孚革、考衷、文獻八個專題，并各自成冊，內附26幅船圖，成為明代造船史和官營手工業管理史的重要文獻之一，該書對研究鄭和寶船也具有重要價值。

　　根據廠志記載，龍江寶船廠的船塢寬約41米，長達421米以上，并且西連長江。由此，根據船塢的長寬推測，當時船廠所建的海船最大尺寸，可達到長44.4丈、寬18丈，從側面可以推斷鄭和下西洋所率領船隊中的海船尺寸。鄭和遠航西洋所乘海船，除了在福建等地建造外，多是寶船廠所承建。據明顧起元（1565—1628）《客座贅語·寶船廠》記載：“大船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中船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研究表明，多數船只的長寬僅是這一尺寸的一半，但這也顯示了明初中國高超的造船技術，反映了寶船廠巨大的造船規模和生產能力。

　　我發現，在該書第二卷中辟有專節“器數”，來講解古船的各個部件與構造，再加上書中所附船圖標記了船的部件構造與功能，這就可以幫助我推演中國古代造船的過程，也讓我發現中國古代造船的可能過程：似乎是先造外殼，而不是先造構架。這與西方的造船工藝大不相同。這一發現，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西方有關造船專家對中國古船的建造工藝的模糊認知。因為他們普遍認為，中國的古船也是先造龍骨，然后是隔梁，最后把棧固定到隔梁上。而實際上，中國古船的造船過程有的卻可能是“殼先”。這是我在翻譯過程中所發現的中西造船工藝的不同，能夠補充西方專家對中國古船構建的認知，我覺得這很有意義。

　　孫繼成：關于鄭和寶船及其背景，您還先后撰寫了一系列文章，比如《“料”作為鄭和船只的計量單位》（2005）、《鄭和的寶船巨輪：想象？還是現實？》（2005）、《450英尺寶船的可行性：造船工程學的分析》（2012）、《鄭和遠洋的船只考探：已知的與可知的》（2016）、《論明朝的船廠管理》（2018）等，詳細整理了鄭和下西洋中的船只尺寸、營造過程以及船廠背景等，使得自己的“海上絲綢之路”研究自成體系。請您具體談談《450英尺寶船的可行性：造船工程學的分析》這篇文章。

　　程思麗：15世紀鄭和七下西洋的事跡已多有記載。長達450英尺（137米）的寶船尺寸超出了同時期的任何船只，其真實性進而受到了部分研究者的質疑。由于缺乏考古證據來證明類似體積船只的存在，學界許多人對寶船設計、建造和操作的疑問依舊存在。在這篇文章中，我們檢索了史上有關寶船的文獻資料（包括中文文獻資料），并對目前其他學者對寶船設計與操作的研究進行了工程分析，并作了提要，測定450英尺長木船的最大或然面積，開發了幾個可能性的寶船船體設計，然后，將這些寶船的或然設計置于這類體積的船只在航行中可能遇到的靜態和動態水壓環境中，進行理論考察。這一設計采用當時已知的造船技術、所用的建材和釘牢技術，并對體積和形狀如寶船者作出了合理總結，用以測算寶船的可能體積與尺寸。在文章中，我以通俗文字加以解釋，讓沒有造船工程背景的讀者也能理解。

　　孫繼成：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的學者，您如何評價鄭和下西洋的壯舉？

　　程思麗：作為中國歷史上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在1405—1433年期間，先后率領62艘寶船7次遠航，往來于中國南海、印度洋、波斯灣及紅海，足跡遍及亞非沿岸的諸多國家和地區。鄭和下西洋標志著人類文明的交往開始由陸地轉向海洋，同時也創造了中國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個奇跡。值得一提的是，鄭和七下西洋展示了中華民族造船的智慧與航海的勇氣，證明了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就有了走向世界的開放精神和開闊胸襟。另外，鄭和下西洋是明代中國人走向世界的和平之旅、友好之旅。

　　敦煌文獻多 翻譯通中西

　　孫繼成：您在6月11日的講座題目是“譯路探險——漫談榮新江教授的《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英譯心得”，請您簡要回顧一下翻譯此書的初衷。

　　程思麗：《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是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關于中外關系史研究的第三本著作，約有400頁，收錄了28篇文章，內容十分翔實，參考并引用了手稿、殘稿、壁畫、碑文，以及絲綢之路沿線敦煌、吐魯番等地遺址所出土的文物，這些文物現被收藏于中國、日本、俄羅斯、德國、法國和英國。我自己翻譯了前言、后記和其中10篇文章，又和高奕睿（Imre Galambos）教授聯合編輯審校了其他18篇譯文。

　　我在這次演講中，重點分析了這些文章匯集的初衷是什么，它們又是如何對接絲綢之路這一研究焦點的。在此書中，榮新江教授對絲綢之路提出的看法比較新穎，研究視角也比較獨特。我們要研究作者是如何組織這些材料的，又是如何使用手稿的，以及他試圖回答的問題又是哪些，他的發現對學界有何意義等。這些都是我翻譯此書時所關注的話題。

　　孫繼成：組織翻譯這本書，你們遇到了哪些翻譯難點，又是如何克服的？

　　程思麗：關于絲綢之路的前期研究，無論是陳誠的外交出使，還是鄭和寶船的研究，都為我承擔此書的翻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翻譯過程中，我聘請了一位中國朋友做我的助理，協助我解決漢語原文難以理解的一些問題。我們在翻譯過程中，制定了相關翻譯原則與指南，對于原文中的書名、人名、地名、朝代、官職名稱、腳注、日期格式、引文處理、非英語語言的處理、常用時態等都提前作了約定與規范，以確保譯文格式的統一。翻譯過程中比較麻煩的還是專有名詞的翻譯，比如中國官職名稱的翻譯，尤其是一些官職名稱會隨時間而前后不一致，這就給譯者帶來很大挑戰。另外，就是多譯者協作所帶來的常見問題，比如，盡量保持譯文的前后統一，尤其是格式上的統一等。還有就是原文電子稿是簡體漢語，而我們的電腦系統是繁體字，這也給我們的日常翻譯帶來了些許不便，因為我們不敢冒險進行統一的繁簡體轉化，以免發生文本錯誤。翻譯這么專業的學術文章，需要譯者付出極大的耐心和細心。歷時一年半，我們終于完成了此書的翻譯與編輯，現在此書即將進入出版環節。

　　孫繼成：翻譯這本書，您的最大收獲是什么？

　　程思麗：正如榮新江教授在書中力圖表現的那樣，中國的絲綢之路，無論是陸上的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的絲綢之路，一直都是鮮活的文化交流，也多是雙向的文化交流，或是多向的文化浸染或浸潤。對此，研究者既要考辨文獻，又要結合最新的考古發現，必要時，還要輔之以歷史關聯及大膽想象，才有可能取得突破，進一步靠近歷史的真相。而妨礙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礙，可能并非人們常說的地理環境和交通阻隔，而是語言的障礙，或是自身文化中沒有對外交流的傳統可循。

　　我認為，中國的絲綢之路給東西方文化交流帶來了啟示，不僅僅是其厚重的歷史關懷，更多的是當下文化交流的現實拷問。中國古代的絲綢之路，并非人們想象的那樣一直都是暢通無阻的，而是時斷時續，這就是真相；往來于古老絲綢之路的也不僅僅是絲綢，更多的卻是思想，是不同思想的交匯和渴望。

　　孫繼成：結合您近年來中國絲綢之路的研究發現，您對現在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有何評議？

　　程思麗：2018年2月，我在《劍橋歐亞研究》（Cambridge Eurasian Studies）上發表了《歐亞絲綢之路：歷史淵源和中國想象》一文。這篇文章采用了一個悠久的歷史視角來考察貫通歐亞的絲綢之路，并試圖從一個中國人的視角來進行分析研究。我在文章中深入探討了深植于中國史前及早期歷史之中的五大主題：1.通過絲綢之路傳入的域外影響；2.中國西部軍事拓展的不同類型；3.中國北部及西北邊疆地區的外敵入侵；4.商品貿易交換；5.個人旅行。其中，個體旅行者穿越歐亞絲綢之路的目的，或單一，或復雜，比如他們或出于外交使節的目的，或出于軍事聯盟的目的，或出于商品交換的目的，或出于宗教傳播的目的，或出于多重目的。

　　通過研究，史上關于絲綢之路的神秘感逐漸消失，人們的相關認知變得越來越清晰。首先，歷史上的歐亞絲綢之路并非都是單一的路向，而是多元共存的路向。其次，絲綢之路上的貨品除了絲綢，還有更多其他的商品一直在流通交換中。最后，絲綢之路的概念，當然要包括海上的絲綢之路，而非單指陸上的絲綢之路。在蒙古人統治的元朝時期，歐亞的絲綢之路一直保持著暢通，東西文化交流呈現雙向互動，活動也非常頻繁。元帝國崩塌之后，陸上的絲綢之路重新受到限制，進而，明朝的中國人開始尋求海上的絲綢之路。

　　現在，中國政府大力推行的“一帶一路”倡議，是以更加綜合的方式向世界拓展一種新式絲綢之路。我這篇文章的寫作關切，就是探究歷史上所出現的絲綢之路的多元模式，是否會在現在或未來得以重現，或者說會出現哪些新的拓展方式。

　　孫繼成：2000年6月，在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1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季羨林先生曾說過一句話：“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同樣，我們也可借用一下說，歐亞絲綢之路發端于中國，但歐亞絲綢之路的繁榮卻歸功于全世界。

　　程思麗：無論是陸上的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的絲綢之路，都是世界各國人民在積極探索商品交換和思想交流的嘗試與努力，都值得中外學界認真挖掘與深入剖析，以便為中國政府倡導的“一帶一路”提供切實可靠的歷史借鑒，更好地達到“互聯互通”與“共享共贏”。無論是敦煌學，還是絲路研究，只有參與研究的人多了，通過多學科的整合，大家才能充分交流、互構互補，才能出現更好的研究成果。就像敦煌學屬于全世界一樣，歐亞絲綢之路的研究勢必也會變成全世界的研究熱點，通過國際交流與合作，打破單打獨斗的國別研究，絲路研究才能結出碩果，才能有利于全球的和平與發展。

　　（作者系山東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英國李約瑟研究所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