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破文學邊界的以色列阿拉伯作家

　日期：2021-07-1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以色列是以猶太人為主體的國家，同時也擁有100多萬阿拉伯人口。在以色列的作家隊伍中，既包括猶太作家，也包括阿拉伯裔作家；既包括本土以色列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也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表現為一種多元文化特征。

　　毋庸置疑，奧茲、約書亞、格羅斯曼等希伯來主流作家代表著以色列文學的成就與水準，但在希伯來主流文學之外，還有用母語創作的移民作家，以及多年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用阿拉伯語或雙語創作的阿拉伯作家。在某種程度上，語言的選擇既是情感的選擇，又是意識形態的選擇。這些作家用飽含深情或運用嫻熟的語言，講述著身在以色列的生存體驗，訴說著與土地、語言、文化傳統和現實世界的關聯，展示出一道別樣的風景。

　　“阿拉伯裔作家”和“阿拉伯語作家”

　　在使用“以色列的阿拉伯作家”這一術語時，應注意區分以色列語境中“阿拉伯裔作家”和“阿拉伯語作家”這兩個概念。

　　“阿拉伯裔作家”指具有阿拉伯血統，同時具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作家，他們多是1948年以色列建國后留在此地的原巴勒斯坦人及其后裔。這批作家的身份比較模糊，既被稱作“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又被稱作“巴勒斯坦以色列人”，或者“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這批人有相當一部分采用阿拉伯語進行創作，少數既用希伯來語又用阿拉伯語雙語創作。有些阿拉伯裔作家出于某種文化需求與政治考慮，傾向于用阿拉伯語創作小說和詩歌等純文學體裁作品，使用希伯來語撰寫非虛構類政論文章，以期在以色列社會贏得話語權。而“阿拉伯語作家”并不專指“阿拉伯裔作家”。20世紀四五十年代以色列擁有大批從阿拉伯世界移居以色列的移民，這些人在學界被視為“阿拉伯猶太人”。對于這些人來說，雖然阿拉伯語已經成為一種過去的語言，與以色列新環境下新的現實表達有些格格不入，但對于母語是阿拉伯語的猶太作家來說，盡管自幼受到一些希伯來猶太文化教育，不過要用純熟、曉暢的希伯來語進行文本創作，絕非易事。在這種兩難境地中，一部分作家選擇繼續使用阿拉伯語進行創作，如伊茲哈克·巴-摩西（Yitzhak Bar-Moshe，1927—2003）、薩米爾·納卡什（Samir Naqqash，1938—2004）；另一部分作家則把創作語言改成希伯來語，如薩米·邁克爾（Sami Michael，1926— ）、西蒙·巴拉斯（Shimon Ballas，1930—2019）等。從這個意義上說，“以色列的阿拉伯作家”這一術語比較模糊，對于不太熟悉以色列社會人口因素構成的中國讀者來說，容易產生歧義。

　　　語言、身份與生存困境

　　以色列阿拉伯裔作家的創作，既不同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文學，也不同于以色列之外的巴勒斯坦文學。現代以色列國家在1948年建立后驅逐了一批阿拉伯人，也使依舊生活在這里的阿拉伯裔作家面臨新的政治文化處境：他們一方面是以色列公民，另一方面則負載著巴勒斯坦民族的歷史記憶，與同以色列為敵的阿拉伯世界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前后，大批阿拉伯精英背井離鄉，而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多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村民，與代表阿拉伯文化傳統的阿拉伯主流世界基本上割斷了聯系。在新聞與創作領域耕耘的巴勒斯坦知識分子多是缺乏經驗的年輕人。由于當時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敵對關系，他們無法讀到阿拉伯世界的出版物，缺乏與阿拉伯世界的溝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文學想象力。

　　語言是維護民族身份的重要手段。當時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語報刊主要有日報《聯合報》（Al-Ittihad，1944年創刊于巴勒斯坦）和期刊《新報：阿拉伯文化與藝術論叢》（Al-Jadid，1951年創刊，被學界稱作《聯合報》副刊）。這些報刊為阿拉伯裔作家發表短篇小說和評論文章提供了平臺，在某種程度上維持著與阿拉伯媒體和阿拉伯圖書市場的關聯。與此同時，在20世紀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初期，一批伊拉克猶太人移民以色列。他們當中有作家、翻譯家和記者，包括哈達德（Meir Hadad，1914—1983）、索麥赫（Sasson Somekh，1933—2019）等人。這些人在推進以色列的阿拉伯語文學發展進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推動了以色列國家的阿拉伯語文化事業。但后來許多作家逐漸融入猶太社會中，開始用希伯來語進行創作。

　　1954年，詩人哈達德（Michael Haddad，1919—1996）在拿撒勒創辦了《社會》（Al-Mujtama’）雜志，為該刊撰稿的作家如拉希德·侯賽因（Rashid Husayn，1936—1977）后來對以色列的阿拉伯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某種程度上，拿撒勒成為當時的阿拉伯文化中心，這里出版報紙，有書店，還有出版社。這時期的創作文類主要是短篇小說和詩歌，長篇小說基本上沒有發展起來。

　　毋庸置疑，進入20世紀50年代，生活在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人面臨著軍事管控、生活貧困等困境，但當時的作家鮮少直接敘述政治主題（見《短篇小說作為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生活的一面鏡子》英文版，2017）。猶太人也是以色列阿拉伯小說中的重要描寫對象，不過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以色列巴勒斯坦阿拉伯作家描寫的猶太人物形象多是正面的（見《尋找失落的身份：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小說》英文版，2008）。埃米爾·哈比比（Emile Habibi，1922—1996）在1954年的《門德爾鮑姆門》中，寫了一個阿拉伯小姑娘突然穿過邊境，向離開耶路撒冷前去約旦與兒子相聚的祖母道別，令以色列官員頗感為難。此類描寫表明，無情的法律實際上對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形成了阻礙。

　　“六日戰爭”堪稱以色列社會的一個分水嶺，也是以色列阿拉伯作家創作的一個轉折點。以色列的阿拉伯裔作家與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作家的聯系逐漸密切，阿拉伯世界也開始對他們的創作發生興趣。與此同時，以色列阿拉伯文學趨于成熟，埃米爾·哈比比便是一位重要作家。哈比比一直居住在以色列，并成為議會議員，1972年從議會辭職后，專注于小說創作，其第一部長篇小說《悲情樂觀主義者賽義德的秘密生活》（1974）被視為現代阿拉伯文學的經典之作。主人公賽義德是一個既歡樂又痛苦、既樂觀又悲觀的矛盾統一體。身為以色列阿拉伯人，他在“六日戰爭”期間不知道是該站在巴勒斯坦同胞一邊，還是要對他的國家表現出忠誠，由此透視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夾縫中舉步維艱的命運。該小說1990年獲得巴解組織頒發的圣城獎，1992年獲得以色列阿拉伯文學獎，表明作家接受阿以兩個民族共存的態度，但因此也備受爭議。

　　身份危機乃是以色列阿拉伯人的重要特征。“六日戰爭”以后的一些政治事件，如“贖罪日戰爭”、黎巴嫩戰爭、巴勒斯坦人起義、奧斯陸協議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加劇了巴勒斯坦人的身份危機。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以色列阿拉伯裔作家創作的許多作品不再去政治化，開始描寫以色列軍事統治與阿拉伯人孤獨的反叛。80—90年代，文學作品強調以色列境內阿拉伯人逐漸增長的民族意識及其身份的惡化。比如，哈比比曾描寫在本-古里安國際機場，一位與丈夫前去美國探親的老太太經過繁文縟節的機場安檢后竟然失去了行走能力，被用擔架抬上飛機。由此既透視出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生存困境，又反映出猶太人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安全感。

　　　用希伯來語講述阿拉伯人的故事

　　在以色列，也有一部分阿拉伯裔作家使用希伯來語進行創作。如果說阿拉伯語是其摯愛的民族語言，那么使用希伯來語進行創作，一方面表明他們已與巴勒斯坦人或者阿拉伯人社群拉開距離，另一方面則出于文化與政治考量，使用希伯來語創作也意味著他們希望能夠在所居住的國家中與占主流地位的民族進行交流，希望以色列的猶太讀者能夠閱讀其作品，在以色列贏得話語權。從以色列建國初年到60年代末期，使用希伯來語進行創作的阿拉伯作家寥寥無幾，只有艾塔拉赫·曼蘇爾（Atallah Mansour，1934— ）和拉希德·侯賽因比較突出。曼蘇爾認為，以色列的阿拉伯作家猶如在夾縫中生存。阿拉伯國家因這些作家不肯拋棄猶太國將其視為叛徒，而以色列社會又把他們視為另類。他之所以用希伯來語進行創作，是想攻擊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心目中的社會理想模式——基布茲。但令他吃驚的是，猶太批評家非但沒有對他進行指責，反而稱贊他自由地表述了自己的觀點。曼蘇爾的希伯來語小說《在新光中》（1966）描寫的便是一個以色列阿拉伯青年在基布茲的體驗，是以色列建國后阿拉伯作家創作的鮮見的希伯來語敘事文學。

　　“六日戰爭”后，活躍在文壇的作家有內姆·艾拉伊迪（Na’im A’raidi，1948—2015）和安通·沙馬斯（Anton Shammas，1950— ）。沙馬斯是一位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其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阿拉伯式》希伯來文版在1986年出版，英文版于1988年問世。小說用希伯來語書寫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生活，把以色列阿拉伯人當作主人公，從而把以色列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的關系從以色列民族敘事的邊緣帶到中心。小說以作家出生地——上加利利的一個阿拉伯小村莊為背景，寫“猶太軍隊”對這個小村莊的占領與征服。小說以其高超的希伯來語技藝，沖破了民族與階級界限，成功地居于希伯來文學經典之列。

　　內姆·艾拉伊迪是一位德魯茲人，1948年出生在加利利。他主要從事詩歌創作，出版過多部詩集和長篇小說《致命的受洗》（1992）。他生前曾多次訪問中國，且在以色列上加利利自己的宅邸接待過多位中國詩人和作家。作為雙語作家，艾拉伊迪更為深切地意識到自己面臨著一個文化悖論。他說，“我作為一個用希伯來語寫作的作家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創作希伯來文學。但我知道我用希伯來語是不會創作阿拉伯文學的”。也就是說，他從來沒有忘記自己在兩個世界游走，試圖得到兩個世界的認知，但難免會被阿拉伯世界視為背叛阿拉伯文化。

　　薩義德·卡書亞（Sayed Kashua，1975— ）與阿伊曼·西克賽克（Ayman Sikseck，1984— ）乃第三代以色列阿拉伯希伯來語作家的代表。他們均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接受過高等教育，堪稱以色列教育體制的產物；在創作中既表現出對以色列社會的同化，又揭示出被歸化的阿拉伯人身份的復雜性。卡書亞曾公開表示，由于他主要接受的是希伯來語教育，其文學阿拉伯語尚未“達標”。在談到創作主張時，他說想向以色列人講述巴勒斯坦人的故事，希望自己的孩子擁有更好的未來。但是，當看到以色列青年襲擊阿拉伯人，只是因為他們是阿拉伯人時，他感到挫敗，這也許是其后來移居美國的重要原因。卡書亞的長篇小說《跳舞的阿拉伯人》（2002）、《留待黎明》（2004）、《耶路撒冷異鄉人》（2010）、《追蹤變化》（2017）講述了三代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故事，包括以土地為根基在1948年中作戰的祖輩、在軍事統治下生存的父輩以及他這一代逐漸被以色列化的人，透視出代際生存境遇的變化。《耶路撒冷異鄉人》通過一位阿拉伯裔律師尋找妻子的秘密情人，反映出作家對以色列阿拉伯人身份的探索。這種身份探索在2017年發表的長篇小說《追蹤變化》中得到進一步深化。該小說主人公賽義德居住在伊利諾伊大學城，是一位代筆作家，為試圖紀念在猶太國家創建中起到作用的猶太人撰寫回憶錄，與名叫巴勒斯坦的妻子若即若離，隱喻著作家與民族的關系。得知父親病危后，他前去以色列探親。回歸故鄉之旅也是身份尋找之旅。賽義德發現在給別人撰寫回憶錄的過程中，反而與自己民族的過去割斷了聯系。作為以色列阿拉伯作家，他用希伯來語寫作，與家人用阿拉伯語交談，但卻不知道如何講述父親的故事，進而揭示出以色列阿拉伯作家所面臨的身份困境。

　　阿伊曼·西克賽克是一位文壇新銳。處女作《去往雅法》于2010年出版，主要探討民族認同和以色列仍在發展的社會結構問題。第二部長篇小說《血緣紐帶》于2016年問世，是以色列的暢銷書，于2017年獲得總理獎，并被提名以色列最高文學獎薩皮爾獎。《血緣紐帶》是一部家庭小說，在這個家庭中，隱瞞和虛假代代相傳。該書將讀者帶入主人公在雅法、海法、加沙和加利利村莊之間的地理旅程與意識旅程。他們渴望與親人接觸，但一次次失敗；他們試圖尋找歷史真相，但徒勞無益。評論家尼西姆·卡爾德龍認為，《血緣紐帶》講述了近年來用希伯來語撰寫的最為錯綜復雜的故事之一。西克塞克將人帶入多層面人格的張力之中。越往下讀，越會對他處理以色列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緊張關系的方式感到一種敬意。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