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心理學思想及其時代價值

　日期：2021-07-0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恩格斯的心理學思想植根于一定社會形式的經濟結構，即歷史心理形態的社會經濟物質塑形，從而奠定了一種用以把握和批判資本主義心理現實的新心理學的基礎。恩格斯對笛卡爾以來意識的內在性及其塑造的經驗心理學的唯物辯證法超越，以其解釋世界的科學性和改變世界的革命性，無論對中國心理學還是對馬克思主義，都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

　　在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過程中，恩格斯的經典文本，即從《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5）、《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1876）、《反杜林論》（1878）、《自然辯證法》（1883），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到《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1886）等中，在心理學層面內隱地面對著其理論對手，即笛卡爾以來意識的內在性以及作為其思想史結果的基于現成性把握的經驗心理學（即康德意義上的知性科學）。恩格斯對這一思想史困境的創造性超越來自于其政治經濟學研究。盡管他很多時候使用的是經濟學等學科的術語，實際上卻同時間接完成了其心理學哲學建構。這種建構并不訴諸主體的生理—心理結構以及個體心理過程，而是植根于一定社會形式的經濟結構，即歷史心理形態的社會經濟物質塑形，從而奠定了一種用以把握和批判資本主義心理現實的新心理學的基礎。

　　恩格斯對意識內在性的超越

　　固然，恩格斯未曾與馮特所創立的“新心理學”直接相遇。但后者與恩格斯開辟的心理學思想根植于共同的西方問題式邏輯之中，即由笛卡爾先行塑造的意識的內在性。笛卡爾前所未有地構造了一種近代形而上學的對象，這種對象是通過表象被構成的。我思的表象活動由此成為先在者。它設定對象，對象卻不能首先由自身出場，而只能被我思所設定。這意味著，只有通過將對象吞并到我思的心理學表象中來，我們才能夠思想和行動，而他人與世界在理論上不過是這種心理學我思的一個可疑的推論。自我規定的我思先在地設定了作為思想客體的物質，由此，所謂的物質不過是名為物質的思想。一種叫作“心理”的東西由此被發明出來并為自身奠基，從而使“新心理學”的獨立得以可能。正是在此基礎上，馮特完成了對笛卡爾式第一人稱經驗內省研究的視角轉換，從第三人稱視角出發，通過將意識置于可控制的條件下迫使意識回答實驗者的問題，從而開創了作為現代心理學起點的科學心理學。而也正是基于此，恩格斯才將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并從兩個方面超越了笛卡爾以來意識的內在性及其塑造的馮特式“新心理學”。首先是廣義歷史唯物主義方面，即在心理的一般社會生產塑形層次，論證了心理的身體—勞動起源。其次是狹義歷史唯物主義方面，指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條件對心理的獨特塑形作用。

　　就前者而言，恩格斯揭示了生活資料和人自身的生產與再生產塑造了人類精神生活的本質方面。“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在此廣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他論證了心理的身體—勞動起源。恩格斯認為從猿到人轉變的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是身體采用了直立姿勢從而解放了雙手。“這些猿類，大概首先由于它們的生活方式的影響，使手在攀援時從事和腳不同的活動，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時就開始擺脫用手幫助的習慣，漸漸直立行走。這就完成了從猿轉變到人的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解放的雙手和逐漸變得更加復雜和集體化的工作相互適應，變得愈發靈活完善。這一變化的反作用就是，需要彼此協作的勞動最終促進了語言的形成發展、感覺器官的完善、“猴腦”向“人腦”的轉變，形成“愈來愈清楚的意識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最終使大腦能夠將自身當作非物質的、獨立的、精神性的靈魂來思考。隨著精神活動在人類社會的作用增大，“由勞動的手所制造的較為簡易的產品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迅速前進的文明完全被歸功于頭腦，歸功于腦髓的發展和活動”。人們傾向于以思維來解釋自己的行為，“腦”從而取得了對“手”的統治地位。

　　就后者而言，恩格斯很早就剖析了工人的個性特征以及催生它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因素。一方面，大部分工人身上所體現出的不足，根源在于其接受教育的機會極其有限。同時，惡劣的生活條件，諸如貧困、缺乏保障、強制勞動以及人口集中等，嚴重損害了工人的精神狀況。他們“沒有自由意志”“陰郁”“怨恨”“喪失著內心的穩定性”“很難保留下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另一方面，正如大衛·帕馮-庫埃亞（David Pav?仵n-Cu?伢llar）總結的，移民英格蘭的愛爾蘭工人慷慨而充滿激情的性格中和了英國人的冷靜理智。較諸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和對金錢的狂熱，工人階級天生具備“豐富的情感”，展現出仁慈和氣、可親熱情的一面。如若資產者是只追求資本積累的“金錢人”，工人則表現得“更加社會化”。恩格斯進一步指出，“自私、狹隘、保守”等資本主義個體心理是市民社會的統識模型。它將“個體孤立在私人利益中”，社會由此分裂成“原子”或“單子”。總之，由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根本矛盾，一種真正社會化的心理與情感實際上并不具備與之對應的現實經濟基礎。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個體的客觀經濟地位和他們的主觀心理感受之間是背離的。

　　恩格斯對經驗心理學的超越

　　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學和哲學一樣，直到今天還全然忽視人的活動對人的思維的影響；它們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如果說意識的內在性切斷了這種思維的“活動”根源，將思維的內在規范意義作為自身邏輯，從而產生了具有獨立外觀的一般智力，那么經驗心理學則傾向于從另一端將思維還原為自然界的物質刺激。“英國經驗主義者洛克和休謨，試圖用簡單觀念和基本感覺構建人類經驗。人的精神生活不過是這樣一些心理原子的鑲嵌圖案。”（巴雷特語）恩格斯從兩個層面超越了這種經驗心理學。首先，他揭示了經驗心理學往往忽視了主體能動性。實際上，意識并非單純被物質決定的惰性存在，而是具有表現為具體歷史生產活動的主體性建構功能。其次，恩格斯指出經驗心理學沒有認識到“人的心理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這種社會關系是遷移到內部的并成為個性機能和個性結構的形式”。基于此，他指認了心理學研究的科學方法論，即“作為最好的工具和最銳利的武器”的唯物辯證法，并進而抬高了心理學的哲學地位。

　　就前者而言，恩格斯認為，“除了眼睛，我們不僅還有其他的感官，而且我們還有思維能力”。感覺器官雖能帶來直觀的對事物的認識，但固有的局限性決定了其形成的感覺經驗無法構成認識的全部內容。固然，“我們自己所屬的物質的、可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現實的；而我們的意識和思維，不論它看起來是多么超感覺的，總是物質的、肉體的器官即人腦的產物”。但是恩格斯振聾發聵地接著提問：“終有一天我們可以用實驗的方法把思維‘歸結’為腦子中的分子的和化學的運動；但是難道這樣一來就把思維的本質包括無遺了嗎？”以此揆諸今日的心理學研究，當它試圖透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找出政治態度的神經基礎時，其邏輯就“像試圖從克利夫蘭上空的飛機窗口去看清俄亥俄州的政治動態一樣”。恩格斯進而批判了塞拉斯后來指認的“所與神話”：“18世紀的唯物主義，由于它的本質上的形而上學的性質……只限于證明一切思維和知識的內容都應當來源于感性的經驗……而現代自然科學已經把一切思維內容都來源于經驗這一命題以某種方式加以擴展，以致把這個命題的舊的形而上學的界限和表述完全拋棄了。”這意味著，感性經驗并非作為獨立客觀的存在先于思想或者觀念出現的，它不是從外到內被給予主體的某種物質刺激。“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正是整個現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礎……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外部自然界的優先地位仍然會保持著。”因此，外部自然界的優先地位并未賦予純粹感性經驗對認識的優先性。心理形式和內容之形成，是主體對感覺經驗的能動改造的結果，“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學會改造自然界而發展的”。

　　就后者而言，在恩格斯的時代，隨著傳統形而上學的領域相繼被物理學、化學乃至生物學占據，其領地除靈魂之外所剩無幾。如文德爾班所言，哲學就像被女兒們奪去財產逐到荒野的李爾王一樣。馮特意圖建立一種以實驗方法為核心，以自然科學為榜樣的心理學以挽救哲學的危亡。在他看來，心理學于哲學是一門準備性經驗科學。與之對照，同樣面對傳統形而上學的危機，恩格斯則系統性發展了可運用于諸多經驗科學的唯物辯證法，將哲學作為關于思維的學說，并由此抬高了心理學的地位。一旦現代唯物主義驅逐了舊形而上學的殘渣，就“不再需要任何凌駕于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了”。“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仍然獨立存在的，就只有關于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其他一切都歸到關于自然和歷史的實證科學中去了。”研究“思維過程本身規律”的心理學從而成為哲學的代名詞。而作為其具體表現的辯證法，“不過是關于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這樣就產生了自然辯證法、社會歷史辯證法和思維辯證法。前兩者對后者具有本體論上的優先地位。由此恩格斯進一步區分了客觀辯證法和主觀辯證法（辯證邏輯）。前者是“在整個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后者“即辯證的思維，不過是在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對立中的運動的反映”。正是在這一點上，任何時代的理論思維，無論其形式和內容，都是歷史的產物。思維規律不是“一種一勞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關于思維的科學，也和其他各門科學一樣，是一種歷史的科學，是關于人的思維的歷史發展的科學。”恩格斯的這一心理學首先啟示我們，“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從而表現了其解釋世界的科學性。其次它又從心理學不斷的運動及其暫時性方面理解其既成形式和社會歷史效應，從而表現了它致力于改變世界的絕對的革命性。

　　恩格斯心理學思想的時代意義

　　對于任何一位關注心理學發展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似乎不可能不對其現狀采取澄清前提、劃定界限的理論姿態。這一學科當前的主要矛盾是其在各個方面的重要性和它的不盡成熟狀態之間的矛盾。直到最近，這種矛盾似乎還沒有引起很多人的關注，至少對中國心理學是這樣。由此，于今重思恩格斯心理學的思想進路，無論對中國心理學，還是對馬克思主義，都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

　　一方面，一種中國“本土”的心理學無法從根基處切入由笛卡爾意識的內在性所先行奠基的西方傳統心理學的思想史邏輯，從而將其把握為一種似乎不可逆轉的現成之物。作為西方現代性范式的傳統心理學因此成為中國心理學自我想象的典范，而一種真正的本土心理學則往往無法全面展開。而通過把握恩格斯如何借助其廣義與狹義歷史唯物主義超越了笛卡爾以來意識的內在性及其塑造的“新心理學”，對推進與完善直面中國人心理現實、與中國人心理相契合、能與西方平等對話的中國心理學話語體系大有裨益。

　　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心理學的空前發展和普及，無產階級的日常生活經驗以一種內部殖民的方式被西方心理學整體性地重構了，他們在政治上被改造成與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適應良好的心理學化的市民主體。而恩格斯對經驗心理學的唯物辯證法超越，以其科學性和革命性啟發我們深入認識心理學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勾連形式，以及作為資本主義新統治形式的新自由主義心理治理，有助于促進馬克思主義與心理學的真正對話，增強其理論彈性，不斷將馬克思主義時代化。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到二〇三五年建成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總體邏輯與戰略路徑研究”（21ZDA07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哲學系；南京大學社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