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刊地圖與近現代史研究的新問題

　日期：2021-06-0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報刊是近現代史研究的重要資料，向來為學術界所重視，其對于歷史研究的價值已經無可爭議。但是，近現代報刊中的地圖資料則較少受到關注，地圖史研究也很少涉及報刊地圖。筆者依據對近現代報刊的初步調查，發現各類報刊刊載了相當數量的地圖。它們是近現代史的地圖記錄或圖像記錄，是尚未得到充分關注與開發的資料。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資料有助于在近現代史研究中拓展新問題。

　　數量龐大但分布不均衡

　　近現代報刊的數量非常龐大，根據《1833—1949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增訂本和補充本所收全國56個主要圖書館館藏3.6萬余種期刊，以及《中文報紙聯合目錄》（初稿）所收7800余種舊報紙，保守估計現存近現代期刊與報紙共約5萬種以上（倪俊明《近現代報刊的史料價值及其保護和整理》，《圖書館論壇》2010年第6期）。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

　　在這個龐大的資料庫中，就與地圖有關的專業期刊來說，比較有代表性的如1910年創刊的《地學雜志》。靳潤成在為該刊影印本寫序言時指出，其所附的近百幅地圖是極為珍貴的歷史文獻（《地學雜志》影印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這是就該刊各期開篇所載地圖而言，若是算上專題論文附圖，則所刊地圖數量應在百幅之上。

　　不僅與地學有關的專業期刊會刊載地圖，就是一些通俗類的報刊也會涉及，如《良友畫報》《北洋畫報》《新中國畫報》等也刊有地圖。就刊登地圖的數量來說，近現代報紙所刊載的地圖數量更為可觀。以《申報》為例，從1872年到1949年，不計入廣告，刊載的大小地圖有1000余幅。在這1000余幅地圖中，有些是新聞或相關文章的附圖，有些則是獨立的地圖。若是計入廣告，則《申報》所刊地圖的數量還要增加至少百余種。

　　考慮到不是所有近現代報刊都會刊載地圖，各報刊受其內容與性質的約束刊載地圖數量的多寡也極不均衡，因此在估算近現代報刊地圖數量時，只能采用保守的方法。但即使按每種報刊平均刊載1幅地圖來估算，其總量也在5萬余幅左右。退一步講，即使僅調查常見的近現代報刊，所能得到的各類地圖的數量也將是一個很可觀的數字。

　　近現代報刊所刊載的豐富的地圖資源，在分布上極不均衡。一方面部分專業期刊及大眾報刊所刊地圖遠較其他刊物為多，有明顯的集聚性特征。如上述《地學雜志》《申報》等。這種情況有利于對近現代報刊地圖資料的數量與質量展開有針對性的調查與研究。

　　另一方面，地圖出現在近現代報刊上的時間與數量又具有顯著的離散性，分為兩種情況：其一，可能相當一部分近現代期刊和報紙并不刊載地圖，或者即使有也是極為零星的存在。這是刊載地圖的數量與質量在不同報刊之間的分布不平衡現象。其二，則是指在刊載地圖較為集中的報刊上，其在時間分布上規律性并不明顯，造成地圖在同一報刊內部的時間分布不均衡。此兩者，為系統調查或普查近現代報刊地圖資料的數量與質量帶來了相當大的困難。

　　　近現代報刊地圖的文獻學特點

　　近現代報刊地圖作為圖像資料大概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各種形式的地圖，一類是以地圖或地球為背景或元素的各種圖像。它們既有示意地圖，也有專業測繪的精確地圖，其文獻學特征較為突出地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圖與事結合，上下文語境明確。地圖，在日常的認知中，與這個詞相聯系的一般是各種單幅的地圖，或者是各種成冊的地圖集。無論是單幅的地圖還是成冊的地圖集，所表現的地理信息是自成體系的內容，它的上下文語境基本上都包含在地圖的畫面和文字注記之中。而近現代報刊地圖，它的刊載與相應的事件相伴，大多數鑲嵌在刊載它的文章之中，它的上下文語境不僅僅是地圖的畫面和文字注記，還包括相當數量的文字報道。這是近現代報刊地圖極為突出與顯著的特點，也是有助于今天的學者思考并提出新問題的一個重要向度。

　　第二，近現代報刊地圖相當一部分具有連續的敘事性。專業地理期刊或水利期刊中所討論的論題往往并非一次性的，從而會在該專題上匯聚起連續的地圖資料。而對于大眾傳媒的報紙來說，若報道持續一段時間，或者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的話，那么很有可能就會積累起與該事件相關的連續的地圖資料，此時其刊載地圖的連續性與敘事性就極為明顯。如《申報》對1924年江浙軍閥混戰的報道前后就有8幅地圖，而與北伐戰爭相關的地圖資料就更多；若是以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的抗戰報道為對象的話，地圖資料的數量就更大，其連續性與敘事性也更強。

　　第三，近現代報刊地圖涉及的日常生活面極廣。普通地圖和地圖集，以地理信息的表現為核心，所涉及的圖例圖符以及標注的地名，都是繪圖概括之后的結果，雖然也是我們生活世界的信息集合，但是其上下文顯然不會那么生動，對日常生活世界只是一種概略性的輪廓性的描述，而且具有明顯的時空壓縮性質。與此相比較，近現代報刊所載地圖涉及的世界就要廣泛得多、深入得多：大到軍事與政治，如近代中國軍閥混戰與政治勢力范圍；小到某地發生劫案或地產出售，從軍事、政治、經濟、學術，到文化與娛樂，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茲舉兩例以見一斑，如《申報》1927年3月23日第10版刊載的《閘北大火路線圖》，就是極為難得的一幅城市火災事故地圖。又如《申報》1946年12月10日第9版有一幅很小的《深圳慘案發生地點》地圖，描述了一起發生在深圳與港英交界地帶的刑事案件的地理位置關系。而類似的報刊地圖并非偶然，它們是當時日常社會生活的地圖與圖像呈現。

　　　有助于開拓新課題

　　數量可觀的近現代報刊地圖，其史料價值是多方面的。它對于近現代史研究顯而易見的價值是，可以開拓出很多具體的新課題。

　　舉例來說，在專題研究方面，這些報刊地圖按時間編排，可以形成非常清晰直觀的近代地圖測繪、編繪技術的地圖學學術史編年資料，而且比起單幅地圖或地圖集來說，利用起來似乎更為便利，可以大大地拓展近代地圖學史研究。又如，有些報刊地圖是較為精確的小區域地圖，對于考證具體歷史地理問題是很好的第一手資料；另外在精確度上，有時甚至可以將相關地理研究的時間尺度精確到日。類似這樣的新課題，不同的學科與不同的學者可以根據專業研究方向的需要進行多方位的擴展。

　　但是作為一種類型獨特的資料，它若僅有助于拓展具體的經驗研究課題，那么它的價值就被大大地降低了。事實上，數量可觀的報刊地圖，不僅可以作為近現代史研究的史料，還有可能在近現代史研究中提出新問題。

　　報刊地圖作為史料，有可能在方法論的角度引發近現代史研究的新問題。近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相比最大的特征是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全球擴展，無論是資本、軍事暴力還是殖民主義等，都緊緊圍繞著這兩者展開競爭、爭奪或者掠奪。而這種競爭、爭奪或掠奪既表現為地理過程，也表現為空間過程。因此，地理向度和空間向度在近現代史研究中應該占有比在其他時段的歷史研究中更為重要、更為突出的位置，更具有方法論意義和認識論意義。

　　在當代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空間轉向在方法論上已經是一個較為明顯的趨勢，不斷地被人提出。空間轉向是一個較為籠統和寬泛的概念，就歷史學而言，大體上可以看作是在歷史研究中引入空間問題，注重通過空間分析來討論歷史問題。它與傳統的歷史地理研究方法既有重合的部分，也有新的不同的部分。其中新的不同的部分在具體的經驗研究方面集中表現在對社會空間的討論；而在方法論上則比地理一詞更為寬泛，包容性更強，是一個超強容器的普適性概念。也許就是在這樣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轉變的基礎上，地圖研究與歷史研究的結合，越來越得到廣泛的認可。

　　地圖在近現代世界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它所記錄和描繪的近現代世界是極為豐富多彩的。與其他類型的地圖相比，報刊地圖的上下文語境明確、敘事連續，涉及的日常生活世界更為廣泛而多樣，對于認識與討論近現代史的地理問題與空間問題，也就更有針對性。這種針對性最為突出的表現或許在于，可以在以較長時段為基礎的地理過程或局勢研究之外，開拓對較短時段的事件的地理過程或者空間過程的研究。而較短時段的事件可以是政治事件、軍事沖突，也可以是日常娛樂、商務，或突發性災害等，它們的地理過程或空間過程，正是報刊地圖作為史料對于近現代史研究方法與視角提出的值得期待的新問題。

　　報刊地圖作為史料，對于近現代史研究所能開拓的新問題并不限于上述的初步討論，它的價值有待各專題研究的學者去發現。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