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評論｜法學研究須強化實證環節

　日期：2021-05-2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法學作為文科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傳統的研究方式和手段已經越來越難以勝任新時代的需要。2020年11月，教育部新文科建設工作組發布的《新文科建設宣言》為我國高校法學教育指明了方向，該宣言強調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不斷提高高等文科教育的時代性、科學性和創造性。

　　科學的生命在于實踐，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屬于科學，它們都具有科學的共同屬性——實踐性。因此，具有社會科學屬性的法學也應當與實踐緊密結合，通過研究和回答國家、社會的重大關切，在實踐的基礎上不斷推動和促進立法、司法、執法和法律監督的發展，為實現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目標提供智識支撐。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研究、思考、確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舉措，刻舟求劍不行，閉門造車不行，異想天開更不行，必須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研究。”法學研究不能止于紙面上的邏輯推演，還應當重視法學的經驗品性和實踐特質，這樣才能真正有效地實現《新文科建設宣言》中關于法學等文科教育的“時代性、科學性、創造性”的要求。

　　然而，長期以來，關于法學的定性卻存在著一些紛爭。一種觀點認為法學不是社會科學，其與哲學、文學、藝術等人文學科的研究方式基本相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法學是社會科學，因此極力主張法學研究應當運用類似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即運用“數據”說話的方式來進行法學研究。筆者認為，上述兩種觀點只看到了法學屬性的一個方面而忽視了另一方面，均有所偏頗。法學既具有人文學科的屬性，同時也具有社會科學的屬性。譬如，在法的價值研究領域和立法研究領域，法學的人文學科屬性尤顯突出，在犯罪研究領域，法學的社會科學屬性則較為明顯。

　　與上述兩種關于法學屬性的觀點相對應，法學研究在實踐中存在著兩類不同的模式。一類是傳統的、思辨式的法學研究模式。長期以來，這類研究模式占據法學研究的主要陣地。另一類是新型的、實證式的研究模式。與第一類模式相比，這是一種當下新興的但并不占據主導地位的研究模式。在占據主導性位置的第一類研究模式中，法學常常被視為人文學科，而其社會科學的屬性往往被忽視，這種定性導致法學的研究方法和哲學、文學、藝術等人文學科的研究方法類似，研究者的主觀認知、思想和感受占據了研究內容的較大權重。具體而言，多見于“我（我們）認為”等之類的語言表述方式，采用這類表述方式的結論大多是一種在法學領域中經常存在的、沒有經過實證檢驗過的思辨式理論。雖然這兩種法學研究模式都有偏頗，但是從現實補短板的角度而言，我們必須鼓勵和提倡加強第二類研究模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因此，法學研究的實證品性只能加強，不能弱化。

　　毛澤東同志曾提出“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這一論斷已被普遍認可，并被作為一種科學的、有效的工作方式。因此，對于如何深化“全面依法治國”，如何協調、銜接“黨規國法”等國家和社會關切的重大問題，法學就必須進行調查，在調查的基礎上才可能提出適合中國國情的、具體可行的、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這是中國法學在新時代的歷史使命和責任。然而，法學領域中傳統的、思辨式的研究方式常常缺乏調查實證環節，因而對國家和社會關切的重大問題的回答不能有的放矢，不能很好地為國家的法治建設和社會治理提供法律方面的智力支持。缺乏調查的實證環節，常常導致研究較多呈現紙面上的邏輯推演。然而，紙面上的邏輯并不等同于實踐中的邏輯。為避免此種現象的經常性發生，筆者認為，應鼓勵和提倡采用新型的、實證式的研究模式。

　　然而，如何保證法學實證研究中“實證”的科學性和可靠性，這亦是一個值得推敲的問題。對此，筆者認為，只有通過科學的調查，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正如“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科學的調查方法對于保障法學的社會科學屬性而言至關重要。同時，這一點對于真正有效地實現《新文科建設宣言》中所提出的“時代性、科學性、創造性”要求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系2021年甘肅省人民檢察院理論研究課題“檢察工作貫徹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實證研究”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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