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學薪火：甲骨學百余年傳承發展
日期：2021-05-0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發刊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重視發展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傳承意義的‘絕學’、冷門學科。這些學科看上去同現實距離較遠，但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需要時也要拿得出來、用得上。還有一些學科事關文化傳承的問題，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視這些學科，確保有人做、有傳承。”
今年，適逢習近平總書記“5·17”講話發表五周年，《中國社會科學報》增置“絕學回響”版，以專題研究、學者專訪、學科動態、學人故事、學術小史等多種形式，刊發甲骨學、古文字學、簡牘學、敦煌學、民族語言學、歷史文獻學等“絕學”“冷門”學科文章，以助力推動這些具有中國特色的學科代有傳承、科學發展。
“道不孤運，弘之由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是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崇高使命。甲骨文等古文字、出土簡牘碑刻資料、敦煌文化遺存、民族語言文字等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十分寶貴的資源，對于建設“三大體系”同樣意義重大。
中國學者自古就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雄心宏愿。我們相信，在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將繼續秉承這一志向和精神，深入挖掘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激活其現代生命力，使之匯成不斷滋養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源頭活水，讓中華文明同各國人民創造的多彩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精神滋養。
劉一曼，1940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專家委員會顧問。主要從事殷商考古、甲骨文及中國古代銅鏡研究。其參與編著的《小屯南地甲骨》（全五冊）獲1993年第一屆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全六冊）獲2007年第六屆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她發掘的花東甲骨坑，被評為1991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也被甲骨學界稱為殷墟甲骨文的第三次重大發現。2018年殷墟科學發掘90周年紀念大會為其頒發了殷墟考古發掘“功勛人物”紀念章和紀念證書。
甲骨學是以甲骨文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人文學科，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甲骨學限于研究甲骨文本身；廣義甲骨學則以甲骨刻辭為載體論述歷史文化，是一門專門性學科。甲骨文作為中國最早的具有一定體系的文字，距今約3400年，122年前甲骨文被發現，使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提前了千余年。然而，由于其歷時久遠，難以辨識，需長期專心探究，方能知其一二，因此，甲骨學及甲骨文研究一度幾成“絕學”。百余年來甲骨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如何？未來發展趨勢怎樣？傳承發展甲骨學的意義何在？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一曼。
《中國社會科學報》：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重視發展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傳承意義的‘絕學’、冷門學科”，“還有一些學科事關文化傳承的問題，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視這些學科，確保有人做，有傳承”。請談談您學習這段話的感受。
劉一曼：培養研究甲骨文的專門人才很重要。“文革”以前研究甲骨文的人很少，估計約二三十人，到20世紀末有所增加，但還是不多。現在國家特別重視，紀念甲骨文發現和研究120周年活動的開展，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致甲骨文發現和研究120周年賀信發表以后，學界更加關注甲骨學學科的建設。現在全國有不少科研機構、文博單位及大學，如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圖書館、吉林大學、復旦大學、四川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鄭州大學、山東大學、安陽師范學院等，都有人從事甲骨文研究。這些高校也開設古文字課，講授甲骨學，有些導師還招收研究生，所以現在在培養人才這方面比過去大有進步，研究甲骨文的人增多了。
2019年11月1日，紀念甲骨文發現120周年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由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主持，全國各地甲骨文學者聚集一堂。會上宣讀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賀信，賀信特別談到甲骨文的重要價值。他提到甲骨文是漢字的源頭，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這就確立了甲骨文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崇高地位。過去我們對這方面的認識并沒有提到這樣的高度，甲骨文研究者或者考古學者，都覺得甲骨文確實很重要，但主要是從它對古文字、商代史、考古學等學科發展的重要性來認識的。習近平總書記把它提高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這個高度，我們要很好地認識這種提法。另外，也促使我們認識到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意義重大，增強了責任感。所以聽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賀信，我和參加座談會的人都覺得倍受鼓舞，今后應該為甲骨學的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中國社會科學報》：甲骨學發展歷經百余年，請您談談100多年來甲骨學發展的主要階段及成就。
劉一曼：從1899年王懿榮發現甲骨文到現在有122年了，這100多年來，甲骨文的發展經歷了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899年到1928年，是甲骨文研究的創始時期。甲骨文發現不久，1903年出了第一本書，是劉鶚的《鐵云藏龜》，1904年孫詒讓寫了考釋甲骨文的第一部著作《契文舉例》。以后，一些學者陸續對甲骨文進行研究，以羅振玉和王國維的研究成果最為顯著。羅振玉是一位金石學者，有豐富的古文字知識。他搜集了3萬多片甲骨，從中選出數千片編成《殷虛書契前編》《殷虛書契菁華》《殷虛書契后編》《殷虛書契續編》等。他還進行了文字考釋，作了《殷商貞卜文字考》《殷虛書契考釋》，認出了570多個甲骨文字。認識這幾百個關鍵的常用字，就使許多卜辭能夠通讀，這是很了不起的成績。另外，他還考證了甲骨文的出土地點。1899年發現甲骨文以后，甲骨文的價值逐漸被大家知道，古董商為了賣高價，并不說甲骨文出在哪兒。他們還詭稱甲骨文出于河南湯陰或衛輝。羅振玉經過細心的探訪，1908年終于了解到甲骨文出土于安陽小屯村，也就是殷墟，這也是羅振玉巨大的貢獻。1915年他親自到殷墟去調查、探訪甲骨文出土的情況。
王國維也對甲骨文進行研究，他編纂《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在甲骨文字考釋上多有創見。王國維的主要功勞是考史，他有兩篇很著名的文章《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在這兩篇文章中，他將《史記·殷本紀》的帝王名號、世系與甲骨文一一進行對照，發現《殷本紀》中的這些先公先王之名基本上都見于甲骨文，從而證明了《殷本紀》基本上是正確的。當然，也有一些小的錯誤，他也做了修正。他以甲骨文證史的研究，可以說功勞很大。此外，羅振玉、王國維又培養了一批學生，如中山大學的商承祚、容庚，四川大學的徐中舒，還有丁山、戴家祥、董作賓等。由于他們收集甲骨、出版甲骨文書籍、考釋文字、考史、培養學生，所以1928年以前這個階段的甲骨學被稱為“羅王之學”。
《中國社會科學報》：此后，甲骨文研究是不是進入了發展時期？請您談談這一時期的發展情況如何？
劉一曼：是的，第二階段從1928年到1949年，是甲骨文研究的發展時期。
1928年“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組，由李濟領導對殷墟進行發掘，從1928年開始到1937年，一共挖掘15次，其中董作賓的功勞特別大。董作賓是河南南陽人，史語所考古組開始派他去殷墟調查，看有沒有發掘的價值。他到安陽以后，親自到小屯村進行調查，寫了調查報告，認為甲骨還沒有挖盡，需要對遺址進行繼續挖掘和保護，他的意見被采納。
1928年至1937年的15次殷墟發掘，董作賓參加了8次，其中3次還擔任主持人。他與考古組的同仁發掘出了兩萬四千九百多片甲骨。董作賓對這些甲骨進行整理，出版了《殷虛文字甲編》《殷虛文字乙編》，從發掘出的兩萬幾千片甲骨中選出其中比較好的予以發表，《甲編》發表了3942片，《乙編》發表了9105片。他最大的貢獻就是對甲骨文進行分期斷代。1933年，他撰寫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從盤庚遷殷到殷紂亡國時間較長，有的說273年，夏商周斷代工程成果報告說255年，在這200多年里，甲骨文應該從早期到晚期有所變化。進行分期研究，可以很好地研究殷墟各個階段歷史發展的情況，董作賓用10項標準把甲骨文分成5個時期，所以學界認為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貢獻，使甲骨文研究走上了科學發展的新階段。
郭沫若編著了《殷契粹編》《卜辭通纂》，這是兩本很重要的著作。我在安陽開始學習甲骨文的時候，經常看這兩本書。《卜辭通纂》把比較好的甲骨片收集起來，按照內容分類。《殷契粹編》則將大收藏家劉體智提供給他的甲骨拓片匯編成書，這些拓片摹拓效果不錯，他選取了1595片，一片一片地釋文。劉體智這批甲骨主要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殷契粹編》只收錄了其中一部分，還有很多內容也是不錯的，國圖學者準備以后繼續發表。郭沫若還寫了《甲骨文字研究》。他一方面編纂甲骨文著錄，另一方面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對甲骨文進行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初號禮堂（晚號觀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賓字彥堂，他們被人們譽為“甲骨四堂”。
抗日戰爭爆發后，殷墟考古發掘工作就停止了。由于農民私掘，有些甲骨也流到古董商的店鋪里。胡厚宣把這些甲骨收集起來，出版了幾本著作，有些著作雖然是新中國成立后出版的，但甲骨是在此前搜集的，如《戰后寧滬新獲甲骨集》《戰后南北所見甲骨錄》《戰后京津新獲甲骨集》《甲骨續存》。1944年、1945年胡厚宣出版了《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甲骨學商史論叢二集》，用甲骨文研究商代歷史。他參加過殷墟發掘，又參與了127坑室內整理，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寫出多篇質量很高的商史文章，為甲骨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談一談新中國成立后，甲骨文研究有什么新趨向？
劉一曼：第三階段，1949年以后是甲骨文研究蓬勃、深入發展時期。這個階段成績輝煌，黨和政府對文物考古工作十分重視。從1950年至今，除“文革”暫停了兩年外，殷墟的考古工作一直在進行，所以又有些零星的刻辭甲骨出土。1973年，考古所安陽隊在小屯南地進行主動發掘，發現5335片刻辭甲骨。以后，我與四位同事，花了八年時間整理出版了《小屯南地甲骨》（全五冊）；1991年我與郭鵬在殷墟花園莊東地發掘，發現甲骨1583片，其中有字的689片，完整的有字龜甲有300多版，這是甲骨文第三次重大發現。以后，我與曹定云一起整理出版了《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全六冊）。所以，這一階段新材料的不斷出土，促使甲骨文研究向深入發展。
以前甲骨文研究者主要的精力放在王卜辭的研究上。1936年發掘的127坑出土有字甲骨17096片，完整的甲骨有300多版，現在收藏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花園莊東地H3坑出土完整的有字甲骨也有300多版，內容很新穎，也是十分珍貴的文物。以前127坑發掘的絕大多數是王卜辭，非王卜辭很少。而花園莊東地H3坑出土的甲骨卜辭，占卜主體是一位與王有密切關系的高級貴族“子”，是非王卜辭，這對非王卜辭和商代家族形態的研究都非常重要。這批甲骨出版以后，受到學術界高度重視，很多學者寫文章、出書，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談談這一階段，甲骨文研究的深入發展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劉一曼：這一階段，甲骨文本身的研究也很深入，編了很多甲骨文著錄、專著和詞典、字典等工具書。最重要的是郭沫若主編、胡厚宣任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問世。《甲骨文合集》共收甲骨41956版，分13冊，按照年代分為5期，按照內容分類，進行了系統整理。學界對《甲骨文合集》評價很高，因為它把很多傳世的資料科學地整理出來。姚孝遂主編的《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全三冊），把甲骨文詞條逐條地編起來，如田字，凡是有田字的詞條都收集起來，一條條地抄錄，對照寫出現代漢字的意思。于省吾主編的《甲骨文字詁林》，把每個字有幾家解釋都抄錄出來。另外，還有一些學者編寫了好幾種甲骨文字典，如徐中舒主編的《甲骨文字典》，劉釗等編著的《新甲骨文編》，李宗焜編著的《甲骨文字編》（全四冊），沈建華、曹錦炎編著的《甲骨文字形表》等。這些工具書的編纂對甲骨學研究起了促進作用。
這一階段，不單是文字本身，甲骨文本體的研究也更深入，如資料匯編、甲骨文考釋、卜辭文法、甲骨拼合等。由于出土的很多甲骨已破碎成一小片、一小片的，有的學者則下功夫進行甲骨拼合工作，黃天樹帶領的團隊拼了上千版，出版了五本書。將一些小片拼成大片，文字內容變得比較完整，相當于對甲骨文的再度發掘，很有用。宋鎮豪做的工作也很重要，他帶領團隊整理、出版了旅順博物館、三峽博物館等多個博物館的甲骨藏品。雖然這些博物館的藏品過去出版過，但沒有出全。早年胡厚宣為了編輯《甲骨文合集》，到全國各地收集甲骨資料，但是有些小一點的并沒有收到《合集》里，其實這些小片甲骨中的有些內容也很重要。另外，宋鎮豪團隊還到天津博物館、山東博物館，與這些博物館同仁合作，將館藏的甲骨重新整理，準備結集出版。
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圖書館是國內收藏甲骨數量很多的單位，國圖收藏了35000多片，有相當一部分還沒有發表。故宮博物院藏甲骨有22000多片，過去發表的可能才幾千片，現在他們正在進行全面整理，準備公布，他們的課題立項等工作我都參與了討論。以上進行的這些工作充分說明甲骨文材料還在深度發掘、積極整理，有的公布了，有的準備發表出來。我認為著力于甲骨文資料發掘的這些基礎性工作非常重要，能使我們更進一步地了解甲骨文收藏、研究狀況。
這些年，特別是近二三十年，學界從多角度對甲骨文進行了研究。有的從宏觀角度，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一百多年甲骨文出土、收藏、研究的歷程，如王宇信、楊升南主編的《甲骨學一百年》，王宇信《新中國甲骨學七十年（1949—2019）》，王宇信、具隆會《甲骨學發展120年》等。有的從考古學角度，我就是從考古學的角度進行研究的；有的從商代歷史文化的角度研究，如宋鎮豪和他的團隊出版了《商代史》（11卷），其中很多方面是用甲骨文來研究商代的歷史，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也引用了很多甲骨文材料；還有常玉芝《殷商歷法研究》、馮時《百年來甲骨文天文歷法研究》；有的學者編著了《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探討了甲骨文中有關科技的內容；還有從事甲骨文書法研究的。于是，呈現了從歷史文化、社會生活、科學技術、文字書法等不同視野深入發掘甲骨文內涵的態勢，啟迪思考，推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