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葉”的成色

　　1月25日，即蔣心煥老師逝世后第三天，我與四位師弟師妹陪同蔣老師的兒子兒媳孫女到濟南福壽園文星園安放骨灰。安放結束，我們拜謁了朱德發老師墓，相距十幾米，兩位老友相鄰而眠。

　　1981年8月，青島匯泉灣太平角賓館，我第一次參加學術研討會。會上會下，我記住了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那天午飯后，在海水浴場旁邊，我碰上幾位會上的老師，都是山東師范大學的，正在打聽到哪里可以買游泳褲。我去幫他們買來，本不想收錢。朱德發老師“命令”似的要我收下錢，那高亢的膠東音調“驚動”了周邊很多人；蔣心煥老師操著溫柔的南方普通話，在旁邊笑瞇瞇地勸著，直到看我把錢收好。這是我對兩位老師最初的印象。

　　兩位老師幾乎同齡，當時蔣老師的職稱和學科地位都比朱老師高。兩年后，山東省中國現代文學學會成立，田仲濟先生當選會長，蔣老師是最年輕的副會長，朱老師任秘書長。1985年，我到山師讀碩士研究生，蔣老師是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五年已具備晉升教授的資格；朱老師剛被任命為教研室副主任，依然是講師。

　　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在山師創建得很早，1955年被當時的高教部首批批準招收該專業的研究生。直到1978年，山東省屬高校文科的研究生導師只有田仲濟教授。就在我讀碩士研究生期間，山師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經歷了重大的人事變更，先是學科奠基人田仲濟先生退休，不久后學科帶頭人馮光廉老師調離。誰來領導山師這個品牌學科呢？論學科地位和資歷首推蔣心煥老師，論學界影響和原行政職務可以考慮宋遂良老師，論科研成果和學術影響應是朱德發老師……或許有人會想象出爭斗的場景，結果任何沖突都沒有發生。朱德發老師成了山師現當代文學學科的又一面旗幟，而蔣心煥老師就是那個舉旗的人。

　　1985年，郭濟訪、萬直純和我成了蔣老師的開門弟子。郭兄是江蘇人，畢業后去了江蘇文藝出版社。萬兄是安徽人，畢業后入職安徽教育出版社。我畢業后則留校任教，一直在老師們身邊，經常聽他們講過去的事情。

　　蔣老師生長在江蘇南通城里，祖父在上海的鹽棧做司賬，父親在錢莊當差；朱老師生長于山東蓬萊鄉下，祖父是農民，父親是80年前的農民工，病死他鄉。蔣老師5歲讀私塾，7歲多進入當地最好的小學，畢業后由于學習成績好，被保送進入南通師范學校，畢業即考入山東師范學院中文系；朱老師斷斷續續讀完高小，當時教學條件極差，常常是老師和學生只能蹲在地上寫字。蔣老師娶的是大學同班同學；朱老師接受的是包辦婚姻。蔣老師從小就多次去過上海；朱老師27歲以前所到最遠的地方是縣城。蔣老師本科畢業后，得到了田仲濟教授的指導，還到武漢大學學習兩年半，受到研究生式的學術訓練，指導教師是劉綬松教授；朱老師始終沒有學業上的導師，也沒有給任何老師當過助教。蔣老師開始學術研究的時候，朱老師剛上大學，學術起步晚了十幾年。

　　如此說來，蔣老師似乎更應該成功，因為朱老師早就“輸”在起跑線上了。然而，事實并非如此。人生的路上充滿變數，每一步都有N種可能。誰也不知道，邁出這一步的每一種可能，與后面第N步的N種可能之間具有怎樣的聯系。例如，蔣老師學術起步早本應是好事，但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已經固化的學術思維就不是好事了，難以接受新的學術話語；反之，朱老師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幾乎沒有學術研究，學術思維較少被固化，以新的學術話語進行學術創造也就相對容易。

　　每個人都是不可復制的獨特存在。朱老師的低位逆襲，尤其是晚年的學術“逆生長”，只能是朱德發式的；蔣老師的特點，總是讓人聯想到“溫良恭儉讓”，當然是蔣心煥式的“溫良恭儉讓”，是他獨特的“命”和“運”造就的。

　　我曾以為“溫良恭儉讓”是很多優秀人物的品德，但隨著年齡的增長，見的人多了，才發現這品德是極為稀缺的。這在蔣老師所經歷的艱苦卓絕的戰爭年代、力爭上游的建設年代和競爭創新的改革年代，都是難以兼容的。因為這一特點，蔣老師的個性隱而不彰，更多體現在生活細節中。

　　比如，別人說話的時候，他總是認真傾聽，無論對方是什么身份，無論是著名學者還是普通學生，一概如此，幾十年來一貫如此。再比如，蔣老師平時說話聲音不高，在公共場合更會壓低聲音說話。后來，在許多公共場合，聽不到卻“看”著人家交談，我馬上會聯想到蔣心煥老師，一次次為自己的高嗓門感到羞愧，也更明白我與蔣老師在修養上的差距。所有這類生活細節透露出他骨子里對他人的尊重。在我的記憶中，蔣老師沒有小瞧過任何一個人，始終如此。

　　除了低調謙和、溫柔敦厚，蔣老師還以最聽老師的話而聞名。對老師的指示，無論贊同的或不贊同的，他都會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蔣老師從1958年做畢業論文，到80年代一直研究小說，是國內第一部《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四大主力作者之一。而田仲濟老師偏愛雜文和散文，動員蔣老師研究散文，蔣老師就轉向了。田老師接手《中國新文藝大系（1937—1949）散文雜文集》的主編任務，也是蔣老師幫他編成的。

　　蔣老師并非生來溫順。很多年前的一天晚上，在我的單身宿舍，他與我聊了很久，曾提到他小學六年級的時候，為同學打抱不平，公開頂撞了當時教育局局長的兒子，后來被人暴打，施暴者里有人竟拿著手槍。

　　那天晚上，他更多的談話是為編《中國新文藝大系（1937—1949）散文雜文集》而犯愁。我想要幫他，卻被婉言相拒，反復強調老師交代的事必須做，我聽出了他的不情愿。他焦慮著，生怕漏掉這一時期好的散文雜文，自責缺乏文獻史料的功夫。這項工程卷帙浩繁，當時蔣老師已是滿頭白發，那些日子他與民國年間的書籍、報紙、雜志相伴，在塵封土掩的歷史文獻中鉤沉、?？?，花了很多年才做完。樣書出來，是16開本、1000頁。我向蔣老師祝賀，他卻很平靜。

　　從此，蔣老師真的開始研究散文了，不知是他自覺轉向，還是為老師改變了自己的學術志向。我聽說，蔣老師還幫他的多位老師做了很多事情，尤其是一些勉為其難之事，他都竭盡全力去做，而且被他幫助過的老師一定看不出不悅之色。當年，子夏向孔子問孝，子曰：色難。對老師幾十年如一色，更難。就我所見，蔣老師40多年來對所有人都是和顏悅色。張杰老師1962年來山師跟田仲濟先生進修。他說：對蔣心煥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對薛綏之、林樂騰等“右派”老師的態度，沒有避之唯恐不及而是平等相待。

　　1991年起我擔任山東省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秘書長。1996年學會換屆時，田仲濟會長已經快90歲了，他早就屢屢要求退下來，換年輕人。當時的朱德發老師已經碩果累累、大名鼎鼎，本應是最具競爭力的候選人，但包括會長在內的少數學會領導更看好蔣心煥老師，蔣老師卻極力推薦朱德發老師。直到研究換屆的最后一次常務理事會議之前，我們在田會長家商量換屆的事。田老再一次勸蔣老師接任，蔣老師極為嚴肅地對田老說：會長就是朱德發，不要提我。這很可能是他絕無僅有的一次違抗師命。后來，朱老師順利當選會長，但我知道，并非沒有懸念。

　　提到與朱老師的關系，蔣老師跟很多人打過這樣的比方：朱德發是一朵大紅花，我就是綠葉。當年，田仲濟先生在學科和學會當紅花的時候，蔣老師是綠葉。后來，馮光廉老師擔任學科帶頭人，他還是綠葉。到了朱德發老師后來居上，盡管兩人有過隔閡和矛盾，但為了學科的事業，為了學會的發展，蔣老師甘愿做朱老師的綠葉。結果，兩人從不齊心可協力的同事關系，變成推心置腹的好友關系。世上綠葉多，紅花少。想做紅花的多，愿當綠葉的少，一輩子甘當綠葉并擁戴別人當紅花的更是罕見。

　　十年前，蔣老師罹患前列腺癌，去年9月初又發現了食管癌。再三詢問，醫生才露了底：還有3—6個月的生命。蔣老師的研究生弟子們不約而同地思考著：能為老師做點什么？

　　一位師弟建議、策劃并監制成一本精美的畫冊：水晶材質的封面，除蔣老師的介紹和照片外，每一頁都是蔣老師與他的一位研究生弟子的合影，和這位弟子為蔣老師寫的短文，文字間躍動著一顆顆感恩的心。不到十天，畫冊做成，題名《老師，您好！》，趕在教師節前送到蔣老師手中。從那刻起，反復欣賞這本畫冊，成了蔣老師在病床上每天的“功課”。

　　弟子們為老師做的第二件事——舉辦“米壽”慶典，做這件事也是為了讓甘為“綠葉”的蔣老師當一回“紅花”。2020年12月12日是蔣老師88歲生日，按傳統稱為米壽。由于疫情防控的要求，我們不能進入病房當面賀壽，于是舉辦了一個線上的慶典。慶典儀式16：08分開始，這個時間年月日時分相加正好是88（20+20+12+12+16+8=88）。此刻，天南地北的蔣門弟子都登錄騰訊會議與導師相會。蔣老師借助弟子們贈送的平板電腦，接受來自四方的、各具特色的祝福。弟子們集體贈送的最大禮物，是一位師妹請濟南最好的花藝師設計的花藝作品，作品的主體是一株松樹，山形。設計師表達了許多寓意：師恩如山，壽比南山，松樹的生命力……我們更看好這“花”主要是“綠葉”。這些年來，我們這些弟子不同程度地都有過“紅花”般綻放的一刻，而那一刻都會想到蔣老師。

　　蔣老師最聽老師的話，晚年也很聽弟子的話，但有一次例外。2018年7月16日中午，36攝氏度高溫。85歲重病纏身的蔣老師，執意要出席朱德發老師的遺體告別儀式，多位弟子反復勸說都沒用。從告別廳出來，一向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蔣老師一手捂著胸口，一手拿著手絹不停擦眼淚。

　　我相信靈魂不滅，但總想不出蔣心煥老師與朱德發老師靈魂相遇的情形，只能想到：那個世界里無所謂紅花，也無所謂綠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