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研究呈現多元融合特征

　　2020年12月12—13日，由江西省吉水縣委縣政府、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科舉文化專業委員會、浙江大學科舉學與考試研究中心、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第十九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學術研討會”，在江西省吉水縣新落成的中國進士博物館隆重召開，近百位國內外專家參加會議。

　　關于科舉制的發展，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張希清認為，科舉制萌芽于南北朝、創始于隋、確立于唐、完備于宋、延續至元明清，唐宋之際為其大變革時期。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龔延明指出，科舉制歷經隋唐創立、宋代成熟完善、元代衰落、明代健全鼎盛、清代衰亡等階段，其中，明代科舉具有承前啟后的樣板性。關于科舉制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李世愉認為其具有培養選拔人才、穩定社會、促進制度建設、繼承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等功能。據浙江大學科舉學與考試研究中心教授劉海峰統計，中國實行科舉制的1300年間，共“拔擢十萬進士”，其中“多棟梁之材，貢獻卓著”。

　　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教授郭培貴探討了科舉制度改革的主要內容，指出其功名體系經歷了由“平行多元”到“一體多層”的變化，增強了其凝聚和穩定社會的作用。北京市東城區第一圖書館副研究館員師毅認為，歷史上可考的武進士共計13165名，估計實際當有2萬名左右。陜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馮用軍認為，20世紀90年代是“科舉學”萌芽時期，21世紀走向成熟，目前已與“敦煌學”“甲骨學”等專學鼎足而立。

　　此次會議的論文選題呈現多元化特征，涉及與科舉相關的制度、文化、人物、仕進、群體、家族家風、教育、經費等諸多方面，研究方法也呈現融合特點。

　　第一，考論結合的方法。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金瀅坤認為，唐代制舉考試選拔了不少“非常之才”，特別是中晚唐，還選拔了不少賢良將相。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曹家齊認為宋代“甲科”專指一甲進士，“乙科”指二至四甲進士，“丙科”多指五甲進士。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張獻忠揭示了意識形態、國家政治對晚明科舉的重大影響。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副教授孫清玲闡述了明清“副榜”的相關概念。閩江學院人文學院教授毛曉陽認為，清代的“非獨立型科舉考場”同樣“體現了對考試公平的極致追求”。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館員王凡認為“點名入闈是考場管理的關鍵環節”。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陳維昭認為，越南阮朝科舉采用八股文體考試，總體上僅具明清八股之形態，而未得其神韻。鹽城師范學院教育科學學院教授許友根指出，盛宣懷之所以未從科舉出身，是因屢考不第而不得已放棄。

　　第二，考實和量化分析的方法。寧波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劉希偉探討了清代浙贛考生中舉及中進士的年齡、名次及其與廩、增、附生員身份之間的關系。江西科技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吳根洲、天津大學教育學院講師程偉分別研究了清代江西進士家族的數量和河南鄉試科場運作經費。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講師劉明鑫研究了明代舉人會試旅費的來源，博士研究生管宏杰探討了明代南直隸鼎甲進士的規模、地域分布及其社會流動。

　　第三，考實和多學科交叉的方法。例如，西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部教授多洛肯討論了清代八旗進士的群體特征；閩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宋巧燕探討了《紅樓夢》詩歌中的科舉功名典故；福建農林大學國際學院副教授白金杰研究了明清小說視野下的同年書寫；河南師范大學旅游學院講師牛明鐸研究了明代科舉考官的復雜心態；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鄭欣研究了明代福建貢院。此外，南京市秦淮區文化局調研員金戈獨辟蹊徑，以訪談清朝進士阮元后人為例，開展了“進士家族后人口述歷史”研究。

　　以吉安為代表的地域科舉研究興盛。江西吉安府人文之盛，始于兩宋，明初達到頂峰。目前，吉水縣已建成以“中國進士博物館”為中心的“吉安中國進士文化園”。此次會議在當地舉行，再次引發學者對其人文地理和地域科舉的高度關注，會議收到10余篇與江西地方科舉有關的論文。例如，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員陳長文對明代重要的地方科舉文獻《皇明吉安進士錄》進行了整理和點校，厘清了其中不少訛誤。美國堪薩斯大學歷史系教授約翰·達德斯以明代江西泰和縣的入仕者為研究對象，剖析了不同入仕途徑對其仕途的影響。還有學者分別對重要的江西科舉人物如歐陽修、何渙、楊萬里、劉子欽、解縉等進行了研究。又有學者從經濟、移民、交通、文風、家風、傳承等多重角度，探討吉安科舉鼎盛的原因。此外，還有多篇論文涉及金代澤潞地區、明代貴州土司地區、明清兩浙地區、清代遵義地區，乃至越南、朝鮮的區域科舉問題。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