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社會學研究中的民族志方法

　　傳統人類學的民族志（ethnography）是一種實地調查研究方法，試圖進入一個特定群體的文化內部，通過觀察與訪談的方式“自內而外”地來展示對意義和行為的說明，是一種“深描”的方法。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在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書中，創立了撰寫民族志的系統方法，以此研究美拉尼西亞新幾內亞群島的土著社會。在科學社會學中，這一方法經常被用來研究某一科學實驗室的文化。

　　民族志方法的引入 

　　在科學社會學發展進程中，愛丁堡學派側重于對科學知識的宏觀研究。為彌補其不足，一些社會學家從微觀視角對知識進行考察，將民族志的方法從對異民族文化的考察引入科學社會學的實驗室研究中。

　　20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斯華茨（Heidi J. Swarts）對加州大學勞倫斯實驗室（Lawrence Livermore Lab）展開田野調查，描述了實驗室的發展歷史。但其并沒有關注到實驗室的實踐、科學家們的常規生活。1975年，林奇（Michael Lynch）首次采用加芬克爾（Harold Garfinkel）的民族方法學進行科學社會學的實驗室研究。他在愛爾蘭的加州大學生物實驗室展開田野調查，親自參與了實驗室“軸突生長”的神經解剖研究。作為實驗者，同時又是觀察者，他完成了博士論文和專著《實驗室科學中的技藝和人工事實》。1975年，拉圖爾（Bruno Latour）和伍爾加（Steve Woolgar）開始進入神經內分泌學實驗室展開調查，最后完成《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 life）一書。1981年，塞蒂納（Karin D.Knorr-Cetina）在《知識的制造》中，以民族志的方法對實驗室展開研究，分析科學知識與科學論文的建構過程。1988年，特拉維克（Sharon Traweek）在《物理與人理》中，考察了從事高能物理研究的科學家群體和他們的實驗室文化。

　　民族志方法的特征 

　　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核心內容在于“參與觀察法”，其特征包括：研究初始不提出假設；結論的得出通過系統、全面的觀察和參與；歷時較長，研究集中于個案；調研人員帶著問題獲取一手資料；調查所獲得的資料包括現場感性認識的文字資料；主要采用定性分析和投入理解進行資料分析。

　　具體來說，民族志田野工作主要分為以下三個步驟。第一，準備階段。選定主題，確定研究問題與調查群體。根據研究問題熟悉前人的理論成就及有關調查群體的基本情況，擬定調查提綱。第二，實地調查。進入調查地點，觀察者與觀察對象建立對話橋梁，并詳細記錄觀察現象與訪問情況。可以建立整理資料的編碼體系，也可以借助電子設備輔助記錄資料等。第三，撰寫民族志。將參與觀察收集的資料轉化為人類學語言，描述所觀察群體的文化特性。

　　實驗室生活的民族志分析 

　　拉圖爾和伍爾加的實驗室研究，是科學社會學中運用民族志研究方法進行分析的典型代表。在《實驗室生活》一書中，他們詳細描述了實驗室中科學家們工作的場地、方式、流程、科學家之間的辯論以及研究成果的表達方式等，最終得出科學事實是人為建構的結論。

　　1975年10月至1977年8月，拉圖爾進入薩爾科研究所展開參與觀察，他將實驗室比作神秘的黑箱子，觀察在箱子中科學家們的工作情況。他發現，實驗室分為兩個功能區——實驗區和辦公區。科學家們運用實驗區里各種各樣的實驗儀器、化學試劑等對送進來的小動物進行宰殺、切割、縫合、標記等，得出大量資料數據。這些數據資料被送入辦公區，博士和研究生們讀、寫、打字，將數據變成圖表，然后參考書籍、雜志，最后制作出一篇論文。

　　拉圖爾把實驗室的這套流程稱為“文學銘寫”（literary inscription）系統。具體來說，就是將實驗室所需的原材料輸入這套系統，通過儀器和技術工作人員的操作，輸出帶有科學主張的論文。儀器具有標記能力，每個標記的裝置是機器、儀器和實驗人員的組合，科學論文就是這種文字標記系統的產物。拉圖爾認為，科學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實本身，論文中表述的科學事實也不過是實驗人員人為的產物，是人們將儀器標記出的符號人為地解釋為事實。因此，他提出，科學事實是創造出的事實，而不是發現的事實。

　　拉圖爾描述了促甲狀腺釋放因子（激素）TRF（H）（Tryrotropin Releasing Houmone）的建構過程，更加證明了以上觀點。吉列明（Roger Guillemin）和薩里（Andrew Schally）分別帶領研究小組展開對TRF（H）的研究。1966年，吉列明根據自己的實驗結果認定TRF不是肽，薩里則在實驗中檢驗到TRF中含有三種氨基酸，但他受制于吉列明的權威，否認了自己的實驗結果。這也導致了關于TRF研究方向的轉變。直到1969年，吉列明在會議上提出，他發現TRF中含有三種氨基酸占總量的80%，TRF是肽。此后，兩小組對TRF的化學序列相互質疑、爭論，直到使用質譜儀才確定了TRF的化學結構。從中可以看出，科學家們的競爭與協商往往牽動著科學研究的發展方向。科學現象一方面取決于科學家用儀器篩選的數據，另一方面取決于實驗儀器的改變與進步。科學事實不僅是發現過程，還是一個充滿著不確定因素的科學建構過程。如拉圖爾在書中所說，沒有任何科學事實是被發現的，它們都是被構造的。

　　總體而言，拉圖爾的實驗室研究不在于描述某一具體科學知識的發現，而在于用民族志的方法，通過對生產科學的現場和過程進行實地考察，探討科學知識如何生成和存在。科學實驗器材的選定、儀器所標記出的符號、科學家的權威、學科的研究方向等因素都對科學的認識過程、實驗的結論產生影響。因此，科學的生產過程不再被認為是獨立的，科學事實的產生同時受其他因素影響，是在各種因素作用下被人為建構出來的。

　　民族志方法應用的討論 

　　在上述案例中，拉圖爾通過觀察實驗室中的分工、實驗操作、論文出版等一系列流程，總結出一套“文學銘寫”系統，得出科學知識和科學論文的產生都受到社會與人為因素影響的結論。不同于之前的宏觀視角，其從微觀視角入手進行細致深入的考察，維護了社會建構論的主張，打破了對科學權威的固有印象，是民族志方法在科學社會學中的典型應用。

　　然而，盡管科學社會學中的民族志方法為我們帶來了一個新穎的視角，但仍遭到許多質疑。首先，民族志方法強調由人類學家進行觀察和記錄，這不可避免地受到觀察者自身文化傾向的影響。其次，實驗室研究的情境和實驗者的個人情感充滿不確定性，這導致人類學家無法觀察到穩定的信息。

　　雖然民族志方法受到了許多質疑，但其印證的社會建構理論有助于從不同的角度理解科學。隨著人類學民族志方法更多應用于科學社會學研究中，實驗室研究也將推動科學社會學進一步發展。另外，隨著科技的高速發展，民族志的方法將在其他領域得到更廣泛的應用。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