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迪厄對科學的反思

　　法國思想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選擇“科學”作為他在法蘭西學院最后一年專題講座的主題，正如他所推崇的胡塞爾一樣。胡塞爾最后的重要著述關注“科學的危機”，認為科學的危機表現為，科學喪失其對生活的意義，科學的科學性，即為自己提出的任務以及為實現這些任務而制定方法論的整個方式，成為不可能的了。布爾迪厄則認為，今天的科學世界面臨著倒退的威脅，科學在面對經濟、政治與宗教勢力時，自主性大大削弱了。如果科學不能擺脫經濟利益與傳媒的雙重誘惑，科學將會遭受外部批評和內部誹謗的雙重夾擊。

　　布爾迪厄并沒有像阿爾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那樣，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科學本身。在阿爾都塞看來，科學技術“愈發達、愈全面，個人打破這種奴役狀態的手段與方法就愈不可想象，人們受其奴役和統治的程度就愈深重”。布爾迪厄則把庫恩意義上的“科學共同體”拆解開來，剝除其神圣外衣，用他的概念體系——場域、慣習、資本等來分析科學與科學世界。布爾迪厄從科學史、認識論、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四種不同的視角切入，對自然科學進行分析。

　　（一）科學史：實驗室與實驗 

　　實驗室是通過種種物質的、社會的手段建立起來的仿佛與世隔絕的人造空間，是制造的場所，甚至是創造現象的場所。正是依靠這些創造出來的現象，研究者創立理論，檢驗理論。實驗室是科學世界的一個微觀縮影，其自身位于一個由本學科所包含的一系列實驗室所構成的空間中，其重要性取決于在該空間中的位置。

　　實驗是一種集體工程，由做實驗的人、接受實驗結果的人以及想通過“復制”實驗來證明或推翻它的人共同創造的。實驗數據本身并不足以證明某個實驗能否得出或推翻某個理論，科學爭端的了結，往往是通過相關的核心研究人員的協商來解決的。一個實驗能否被接受，主要取決于實驗者能力的公信度以及實驗結果的力量和意義。

　　（二）認識論：科學事實 

　　科學事實以書面命題的形式而建立、交流、評估，正如胡塞爾所說，科學作為已獲得的成果，以命題的方式存在。一個時代的全部科學命題具有本質上的意義關聯，每一個科學命題都是一種結束，一種已經獲得的東西，但是每一個命題同時又是每位科學家勝任以后工作的材料。

　　科學事實是從主體間的辯證交往中得來的，不僅由科學工作者和提議者造就，同時也由接受者造就。科學事實由兩方面來決定：一方面，由某實驗室或某研究者在該場域占有的位置所決定；另一方面，又由與接受者地位有關的種種感知能力所決定，一般而言，接受者地位越低，則強制性和權威性的作用越大。

　　（三）科學哲學：科學共同體 

　　科學共同體是庫恩提出的概念，指由科學家所組成的封閉的共同體。從事前沿科學的學者，其研究由某種“范式”或“懲戒模式”來決定。范式等價于一種語言或文化，是被認可的成就，是出發點，是未來的導向，也是供采用的研究方案。“懲戒模式”則造就了每種范式依照自身邏輯而實現的所有可能性，最后僅剩下若干恒久存在的無解的謎題。具有創造性的學者首先要是一個傳統主義者，應該是對傳統了如指掌的人，而不是對歷史全盤否定或對歷史一無所知的人。

　　布爾迪厄認為，“共同體主義的視角”忽略了科學世界是一個合法壟斷科學資源的競爭世界。科學研究者從來就不是“獨來獨往的”，他們是集合型的主體。布爾迪厄提出的科學場概念，是對科學界抱有“圣人化”傾向的一種質疑。所謂圣人化傾向，就是把科學界描繪成一個為相同目標而共同奮斗的無私協作的團體。這種理想化的觀點，把科學實踐描繪成了一種自覺遵循理想規范的產物。

　　（四）科學社會學：場域、慣習、入場費 

　　布爾迪厄用“科學場”概念替代庫恩的“科學共同體”。一方面，科學場是各種力量的場，被布爾迪厄稱為社會物理學，相關的行動者、研究者和實驗室之間存在著一種由客觀關系所形成的結構。另一方面，科學場是一個充滿斗爭的場，不同的行動者彼此對峙，從而保持或改變現行的力量關系。恰如胡塞爾所說，科學的世界，科學家的世界，僅僅是由科學真理構成的合目的的領域，具有科學之真的存在。但是，科學家本身是生活世界中的人——是其他人們當中的人。科學場斗爭的主體無疑是個人，即單個的研究者，當然，也可能是一門學科或一個實驗室。

　　慣習，作為一種技藝存在的生成性能力，是一種“技能”，也就是處理一些問題的實踐意識，以及處理那些問題的合適方法。研究者是在科學場中所造就的工作者，其認知結構和在該場域的位置是相應的，并不斷按照該場域的要求進行自我調適。

　　科學場的“入場費”首先是指從事科學工作的研究能力。比如，18世紀中葉開始，物理學科的數學化趨勢，使對數學的掌握成為進入物理學科的“入場費”。同時，科學場的“入場費”也是指某種幻想、某種渴望、某種科學的生命力，尤其是對無功利之心的指令的無條件服從。

　　科學場自有一套獎酬體系，引導容易出成果的人走上多產的道路，研究人員越是知名就越能出成果，并且越能長期保持這種勢頭。科學場把信譽給予已經有信譽的人，最有名望的人最多地享用表面上在署名者之間平等分配的象征性利益。

　　布爾迪厄把科學與科學場作為社會學的一個分析對象。他自稱無意介入整個社會科學場，尤其是沒有意愿成為這個場域的權威。然而，緣于在社會科學領域的廣泛涉獵及多方位的學術影響，他無可置疑地介入了整個社會科學領域。

　　在布爾迪厄看來，一方面，社會科學面臨相對化的危險。社會科學要成為像自然科學一樣的科學，存在一種特殊的困難，必須克服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我們要從社會科學所構成的客觀化手段中清除使之相對化的東西，因為社會科學中某些無意識的決定因素，早已定格在學者的頭腦中，或者定格在形成學者思維定式的社會環境中。另一方面，社會科學顯而易見地受他律的支配。從社會生活、社會秩序和象征秩序的視角來看，不能賦予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同等的自律性要求。由于其外部壓力特別強大，社會科學不能任其自行決定自身的作用，不能任其自行其是。

　　布爾迪厄認為，社會科學必須把觀察者的視角與行動者的實踐視角結合起來，整合為一種自在自足的自我證實的觀點，由此建構一種配稱科學的真理。所謂“反觀性”的工作，目的在于客觀地認知主體在其認知活動中，不知不覺地賦予的先天的、無意識的東西。這種無意識的東西表現在主體的慣習中。一方面，慣習是先天的，對一切經驗的感知和判斷進行組織與整理，為實踐的生成提供原則。另一方面，慣習又是后天的，因為其源于早期的社會化經歷，是由最初的專業教育所造就的。

　　布爾迪厄認為，科學是一種讓某種發現面世的建構，是一座無邊無際的、為集體所用的集合型建筑的殿堂。然而，科學場如同其他場域一樣，是一個包含權力、資本的集中、壟斷等的社會空間，科學結構內部充滿了競爭和斗爭。在他看來，今天科學的危機就在于科學場的斗爭。這既會妨礙科學自身的進展，又會損害科學自身的聲譽。科學場的斗爭有兩重特性。其一，封閉性，即同行對手之間的競爭性。這使得研究人員除了內部最能理解他們但也最挑剔他們的同行外，很難找到其他的接受者。其二，實在世界的裁決。研究人員通過醞釀研究計劃、發掘科學世界的真相、聽取同行評議，在彼此間的對峙中心照不宣地接受“實在世界”的裁決，采取接近于現象學家所謂“自然的態度”。

　　布爾迪厄強調，我們必須超越圈外人將“科學共同體”當作快樂的理性王國的天真想法與圈內人士把研究者間的交往貶低為工于心計的權力關系的粗俗看法之間的對立。前者把科學界視為康德意義上的目的王國，后者則把科學生活視為一部分人反對另一部分人的“戰爭”。

　　布爾迪厄認為，我們需要對科學，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進行歷史學的和社會學的分析，需要讓科學工作者更好地理解社會運作機制對科學實踐的導向作用，從而使自己不僅成為“自然”的主人和擁有者，而且還要成為從中產生自然知識的社會世界的主人和擁有者。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規劃項目“布爾迪厄意識形態思想研究”（20NDJC167YB）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浙江樹人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