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評論｜數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批判

　　伴隨網絡技術的發展，資本主義社會進入數字資本主義時代。資本、技術與權力在大數據背景下的新型互動塑造了一種以數字化勞動、數字化監控、數字化交往為特征的數字資本主義新樣態。商品拜物教這一資本本身固有的意識形態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更加普遍，“監視工業復合體”在政治領域的興起，數字實證主義在日常生活中的滲透，使得商品拜物教進一步延伸至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呈現為以支配、控制以及不平等為特征的數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

　　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揭示了商品化越是成為社會的支配性邏輯，商品越是呈現為超越性的物，勞動的作用就越是被遮蔽在商品這一物的形象背后。如果說這一批判揭示了工業資本主義時代“人的關系”被“物的關系”所掩蓋的事實，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數字化勞動中的物化邏輯則更為隱蔽。伴隨網絡技術的發展，資本主義國家將包括數據和通信在內的幾乎一切都商品化、私有化。在物的邏輯背后，數字勞動呈現出“非物質”“非社會關系”的外觀，物質性的一面和真實的社會關系隱而不見。如果我們把借助于人腦、語言和數字媒體來組織人類經驗從而創造出新的產品的勞動一般性地稱為數字工作，那么數字勞動則往往特指數字工作中的增殖維度，與資本積累相關，并建立在消費（生產性消費）、對個人數據的持續監視、有針對性的個性化廣告、預測算法等基礎之上。

　　科學技術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意識形態功能批判，曾是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主題。如果說哈貝馬斯曾揭示了技術統治論作為隱形意識形態如何使得晚期資本主義的統治合法化，以及工具理性支配下人的自我物化如何取代了人對社會生活世界的文化理解，從而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那么，在網絡、傳媒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游戲勞動則成為資本主義的一種新意識形態。非生產性娛樂與生產性勞動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工作時間和業余時間變得難以分割，娛樂和勞動匯聚成服務于資本積累的游戲勞動，所有的人類時間都趨向于被資本利用以產生剩余價值。社會學家邁克爾·布洛維在《制造同意：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遷》一書中，將資本主義掩蓋剩余價值并制造“同意”的機制也稱為“游戲”，并將其作為一種新的資本主義精神元素，“基于個體努力程度”的薪酬體系發揮著意識形態遮蔽的功能，不但縱向的階級對立表象化為工人之間的橫向沖突，而且競爭個體沖突背后的資本也隱而不見。

　　不僅如此，伴隨數字化技術的普及以及資本的全球流動，新的社會不平等出現，互聯網的剝削傾向加劇，數據所有權與數據掌控權之間的“數字化鴻溝”日益加深。結構性的數字不平等造成社會財富向統治階級流動，弱勢群體不僅面臨巨大挑戰，而且由于掌握數字化技術能力的限制而被剝奪了一系列基本需求。此外，數字化鴻溝還可能催生不同形式的權力，從而引發社會的不確定性和焦慮。簡言之，數字化技術的普及雖然可能會帶來社會空間的均衡化發展，但這種可能性并不意味著社會不平等和分化已經消失，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它已經變得越發嚴重。數字化帝國的形成，甚至可以將極端不平等的兩端壓縮在同一個空間場域，從而創造出大資本對弱勢群體的盤剝。

　　在今日政治舞臺上，伴隨政府監視與大工業相結合的“監視工業復合體”的出現，權力精英的介入管控，監視技術意識形態化，資本和權力融為一體。在這種監視性意識形態背后，起支撐作用的是大數據實證主義。所謂大數據實證主義，即認為數據能夠解決一切的意識形態幻象。在這種意識形態幻象支配之下，數字化治理以及大數據治理被“去政治化”，似乎治理的任務可以“實證性地”推論得出，而無需從作為主體的人類行為者得出。沿用盧卡奇物化批判的邏輯，大數據實證主義傾向于把一切都簡化為“可計算”的量，并由此導致人類行為的物化。對技術能夠解決一切的理念和邏輯的批判在法蘭克福批判理論傳統中早已存在，霍克海默稱之為工具理性，馬爾庫塞稱之為技術合理性。大數據的興起在工具理性、技術合理性批判之外增添了一個新的維度，即大數據意識形態批判，它指向的是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如下觀念：大數據能夠控制、解決和克服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危機。然而，作為工具理性的強化，大數據實證主義不但不能克服反而加深了二元主義、決定論和線性邏輯，并產生了新的支配和剝削。

　　除政治領域之外，數字實證主義也滲透到日常生活領域。傳感器的小型化和相對低廉的成本意味著它們可以安裝在幾乎任何地方，從而允許分散式網絡收集人們日常生活所產生的數據。互聯網用戶在社交媒體網絡上花費的時間、創造的數據，都成為被資本用于行為分析的免費數據。簡言之，網絡傳媒與技術、文化和意識形態一起，建構著人類交往和日常生活新樣態，社會生活越來越被數據或利用數據的平臺過度地介入，數字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通過數字信息和通信技術與日常生活深刻聯系在一起。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由斯圖亞特·霍爾和伯明翰學派擴展為一個完整的媒體和文化研究流派?；魻栒J為，文化不僅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而且受到技術的影響。他認為，互聯網技術的普及使得移動電話、高速寬帶連接成為生活必需品，新聞信息、觀點、意見和評論經由互聯網廣泛傳播。在這種數字技術泛生活化的過程中，意識形態不但沒有消失，其支配和統治的邏輯反而更加深刻地根植于文化和社會之中，成為一種隱形的規范，塑造著人們的信仰體系。

　　在當代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代表人物丹·席勒看來，數字資本主義帶來了激進的社會和技術變革，但并沒有減輕，反而可能增加了不平等和資本的統治。大數據技術許諾在一個高度不確定的世界中創造確定性，然而其所依托的大數據實證主義與資本、權力攜手，又不斷地加劇了危機。席勒曾直言，大數據背后存在權力落差，信息過剩的表象背后是“信息赤字”，受利潤最大化原則的驅使，原本可以用來造福人類的信息技術僅僅成為盈利的工具，信息產業顯然無助于資本主義走出危機。當然，指出這一點并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廢除數字化技術而返回到前現代技術。數字化技術本身內蘊著私有與共享的對抗，數字化技術的應用既可導向控制和支配，也可導向合作、共享和解放。馬克思十分強調科學技術應用的社會制度背景，社會問題的產生不在技術本身，而應該把技術放置于它所在的制度背景和社會關系中去看待。因此，技術不應滿足于盈利以及服務于少數人的私利，而是旨在增進全人類的福祉。大數據之大并不僅僅是指其量的巨大，還應內蘊數據之于人類的意義。數據是為人類服務的，而不應是人類臣服于數據和算法。如果大數據服務于資本積累，目的只在于從人們的生產、交往中攫取利潤，必然造成日常生活的異化以及為再生產而斗爭的沖突加劇。人及其普遍的解放是馬克思最關心的問題，它是人類達到去除異化之后真正人的生存樣態。然而，只要我們還生活在一個由資本邏輯所掌控、被資本積累所驅動的社會中，任何技術上的進步和補償都無法真正實現人的解放。

　　總之，伴隨數據商品化、互聯網剝削和技術異化風險的加劇，數字鴻溝和全球范圍內不平等現象加深，數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批判已經成為西方左翼學者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的前沿。數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本質極易被技術與資本攜手形成的超級權力所掩蓋。從馬克思所給出的替代性前景出發批判性地審視數字資本主義，可以更好地呈現出公共數據共享、網絡空間安全、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對于全球治理的未來意義。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全球治理視域下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研究”（20BKS162）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