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控制與人的拯救

　　20世紀以來，關于人被技術控制的各類學說層出不窮。不過，即使是技術決定論者，也會認為人類總有拯救自身的可能。

　　拯救的悖論 

　　芒福德（Lewis Mumford）強調，技術的決定作用只是表面現象，是人的疏忽造成的惡果。人的疏忽，用芒福德的術語來講，就是機器觀念（machine ideology）取代了有機觀念（organic ideology）。自中世紀的僧侶以鐘表規范行動以來，機器觀念擴散開來，人們開始信仰量化、獨立于人的機械世界。機械世界標準化的控制，最終導致人在機器面前投降，成了機器的延伸。不過，芒福德拒絕被機器決定，他認為有可能回到有機觀念，即恢復到最初的平衡階段——技術總體上以日常生活為中心，而不是凌駕于生活之上的魅影。

　　這里，芒福德遇到了一個困難：既然人的行動和思維已被機器觀念左右，那么人要如何擺脫機器觀念而重拾有機觀念？后來的媒介環境學者也像芒福德一樣，遇到了“拯救”的悖論：既然新技術已經破壞了由印刷術建立起來的思考和理性的傳統，我們又怎能憑借“中了毒”的大腦“拯救”自己？如果能夠自我“拯救”，豈不否定了新技術造成的實際破壞？

　　這個問題使芒福德求助于人的天賦。他認為，盡管機器觀念已遍布世界的各個角落，但無論技術發展到何種程度，人總是具有選擇生存方式的自由意志；無論歷史如何發展，最終要看人類的潛能發揮到何種程度。“一旦有機論的世界圖景呼之欲出，完滿經濟的工作目標不會是將人類嵌入機械之輪，而會是充分發展每個人的無限潛能，每個人都能自我實現、自我超越，有意識地從過于屈從于機械系統的狀態下解放出來。”這樣，芒福德不僅設置了一個超歷史的人性概念，而且假設人類具有健康的價值觀，每當人類遇到危機，就需要回到健康的價值觀以“拯救”病態的文明。

　　人本主義的拯救方案 

　　波茲曼（Neil Postman）回應“拯救”悖論的思路與芒福德基本一致。首先，人類發展史是技術逐漸占據主導地位的歷史。人類經歷了工具使用時代、技術專家統治（technocracy）時代和技術壟斷時代。工具使用時代，人主導著技術，工匠具有較高的自主性；技術專家統治時代，是人和技術爭奪主導權的時代；技術壟斷時代，技術將獲得最終的勝利。其次，要把人類從技術壟斷中“拯救”出來，必須恢復到人對技術掌控的狀態，也就必須假定：人有回歸傳統價值觀的先天能力。傳統價值觀，在芒福德那里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波茲曼則追溯到18世紀。最后，波茲曼給出的建議是，應當重新發現和開墾18世紀的遺產、文學和思想，用理性戰勝迷信。

　　與芒福德和波茲曼不同，萊文森（Paul Levinson）認為，人能積極駕馭技術，不是源于人的超越性的天賦，而是體現在媒介演化史中的歷史事實：“人是積極駕馭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發送出去，而是發號施令，創造媒介的內容。對別人已經創造出的內容，人們擁有空前的自主選擇能力。我的媒介演化理論可以叫作一種‘人性化趨勢’（anthropotropic）的理論。”

　　萊文森在21世紀初為信息化新千年（information millennium）勾畫了一幅圖景，指導人們如何更好地讓媒介符合人性。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認同這一圖景。僅僅十年后，卡爾（Nicholas Carr）出版了《淺薄——互聯網如何毒化了我們的大腦》，指出互聯網正是在順應我們意愿的情況下改變了我們的思維習慣。表面上看，是人使互聯網越來越符合用戶的需求，但實際上正是這種“人性化趨勢”給大腦帶來了災難。這也正是芒福德所刻畫的人在機器觀念的籠罩下渾然不覺的狀態。不過，卡爾的解決方案也并沒有超越芒福德人本主義式的方案，最終求助于人最不可能被計算機取代的部分——推理、領悟、記憶和情感等能力。

　　總之，芒福德等學者把人類自我拯救的能力確立為人類永遠不會被技術控制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承諾自我拯救能力的意義，并不在于增加有關技術的理論或知識，而在于在實踐中克服“拯救”的悖論，使人們在技術的碾壓下看到希望。

　　非人類中心的拯救方案 

　　長期以來，人們在思考技術時，往往思考的是技術對人的意義。人類為什么需要技術？是因為人類的身體潛力極為有限，無法憑借自身的力量應付自然。從這個人類中心論的角度看，技術本質上是遵循著省力化法則的人類延伸物：技術經過了工具（tool）、機器（machine）和自動機（automata）這三個階段，不僅解放了人類的手腳，而且解放了大腦。

　　到了自動機階段，許多學者認識到，以人類為中心的視角很難看清技術的本質。埃呂爾（Jacques Ellul）認為，技術是獨立于人的（independent of man himself）——這并不是說技術將要取代人類，而是說人類已無法限制或馴服技術。處于技術控制下的人類具有墮落的必然性（necessity），要想從技術魔鬼的手中重獲自由，必須信仰神設定的超越性的目的。相比于人本主義的自救方案，埃呂爾的神學“他救方案”就顯得呼應者寥寥，可以說是被擱置到了學術的邊緣。不過，我們或許應看到埃呂爾在人類中心論之外所打開的思考維度。

　　技術在本質上獨立于人，并不僅是猜想，而是實際發生的社會現象。維納（Norbert Wiener）在首次出版于1948年的《控制論》中即指出，擁有記憶、學習能力的自動機并不是科學幻想，恒溫器、自動羅盤駕船系統、自動推進導彈、防空火力控制系統、自動控制石油裂化蒸餾器和超高速計算機等自動機早已存在。當然，維納所說的獨立、自動的技術，主要指的是技術具有自我調節、自我增殖的能力，與人的自主性還有很大距離。我們日常所說的人自主作出決定，指的是人有達到某種目的的意愿，體現了人的自由意志。維納所描述的自動機并沒有一個屬于自我的目的，其自主性僅體現為自我反饋的能力，因此只具有形式上而非實質上的自主性。

　　實質上的自主性，應當理解自身存在的目的和意義。技術如何可能理解自身？或許，當今許多人具有“人是目的”這一為康德所牢固確立的信念。可是，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人本主義可能會越發陷入“危機四伏”的境地。復雜性科學奠基人阿瑟（Brian Arthur）指出：“現在的主流技術是一個系統或者一個功能網絡，一種‘物—執行—物’的新陳代謝，它能感知環境并通過調整自身來作出適當反應……事實上，未來這樣的系統不僅能夠自構成、自優化、具有認知能力，還能自集成、自修復以及自保護。”

　　我們以阿瑟的技術系統尺度衡量人，就會發現人不僅不能成為技術系統的掌控者，反而只不過是這種系統的有機版：人的機體對應阿瑟所說的“物”，人的神經活動則是“執行”。這樣，人類的智慧就被重新定義為一種算法，整個人體就可被定義為一種有機技術系統或信息處理器。信息處理器需要不斷換代升級，鑒于無機機體的運算能力遠高于有機機體，留給人們的升級道路似乎只有一條：由有機到無機或更高的形態，否則將會淪為被處理的信息。或許，我們將不得不承認埃呂爾具有先見之明：如果人只是信賴自己的天賦，旁觀技術的自我增長，讓技術沿著它自己的路線前進，而不再謀求自身的升級，就會“降低到催化劑的層次”。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德國媒介哲學研究”（19CXW01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青島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