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學背景下的書法“尚意”風氣

　　宋代理學濫觴于唐，崛起于慶歷年間，在熙寧、元豐年間初具規模，至南宋朱熹最終成為主流學派，以至于貫穿影響了宋明時代六百年。理學作為一種強大的社會思潮席卷了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面，其核心思想是追求生命的內在真理。理學研究聚焦于物質世界，試圖以觀物察己的方法尋找天道和倫理道德規范。然而，此種文化體系又不同于西方文化對外在物質世界的控制征服傾向，而是以極鮮明的主觀內省的精神特點研究和探索物質世界，并最終指向國家治理。“存天理”與“滅人欲”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碰撞，表現為統治階層利用理學，將倫理提高為本體，從萬物之理推演至社會人倫之理，以重建統治秩序。相反，宋代文人群體對于理學表現出了某種矛盾態度，這尤其體現在書法中的“尚意”風氣轉向上。

　　從內在訴求的發源上講，“理”與“意”表達的是共性與個性的區別。窮理者，“窮極萬物深妙之理，究盡生靈所稟之性”，其目的在于把握自然世界之規律，進而在深層次的認識論層面建立人的觀念體系。“心學”雖強調主體的重要性，但也始終圍繞著用人心“交感萬物”。書法自晉始步入自覺時期，“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態”（清代書法家梁巘《評書帖》語）。從晉唐的風氣流變中可以看出，對于書法共性和規律的追求在唐代已趨于完成，晉人在書法技巧上的“藝”“術”二元高度統一，迫使唐代不得不將其分離而尋找出路，楷書法度的建立，與其時各類制度、經濟、文化、藝術形成呼應。“范式”與“法典”是唐人營建起的高峰，而盛極必衰的規律同樣存在于書法之中，柳公權后再無楷書大家，共性的道路走到了盡頭，一個新的個性時代即將到來。

　　在書法的發展脈絡上，宋人主動尋找一條異于唐人“法度”的道路。以蘇軾為代表的文人書家對“意在筆先”有著無比的崇尚，這是書法從實用性剝離出來的表現。宋人表現出了對于書法創作的高度自覺，與唐代虞、歐、褚、顏、柳等書法家的上層官僚身份不同，宋代文人成為書法家的主體，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無一不是飽學之士，他們展現出了對前人的批判繼承態度。蘇軾自己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同時又稱“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兩句話出自同一人之口，其目的無非是把“意”的重要性提到“法”之前。黃庭堅作為蘇軾的得意弟子和知心朋友，堅定地傳承了蘇軾“天真爛漫是吾師”的觀點，并作了進一步的維護和闡釋，“士大夫多譏東坡用筆不合古法，彼蓋不知古法從何出爾”。而他自己也最終形成了“自成一家始逼真”的成就。米芾的書法主張更是“天真”“直率”，他最為人稱道的名言是“書乃無意于佳乃佳”。無意而成，如羚羊掛角，踏雪無痕，風度出于真情真我，無促迫，無苛求，無功利，“要在入人，不為溢辭”，這種薄功名、求真藝的心理皆與蘇軾遙遙相應。宋代文人群體抓住理學之中對“心境”的尊崇，創造了一個全新的書風時代，其風貌特點迥異于唐代楷書的法度森嚴，蘇、黃、米、蔡四家之間的面目差異性遠大于歐、虞、褚、顏四家，這是追求“意”的必然結果。

　　書法在宋代并不只承擔藝術功能，或者說藝術性只是書法發展邏輯中的一部分。尚意風氣的形成不完全出于對抗唐代的法度，更要放在宋代理學的背景中作整體理解。書法無疑是一種極度抽象的藝術形態，筆墨、體勢、空間等符號元素構成了書法的本體形象。宋代理學家主張“靜觀”，力圖在體認過程中杜絕主體意識干擾對象的客體存在，以保持認知的客觀立場和審視態度，“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宋代文同有一段模仿前人書論的描述：“余學草書幾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后因見道上斗蛇，遂得其妙。”這種借用自然事物比擬書法風格技巧的說法在書論中比比皆是，但憑此就得出書法之理源于自然則為大謬，以“師物”論的觀點整體認知書法，很難構成書法家可以實際遵循的規律。

　　對此，蘇軾用近乎嘲諷的語氣評價：“世人見古有桃花司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吃。吃此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法。欲學長史書，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同時，蘇軾也不完全是“師心”論者，他承認書法中存在一種一以貫之的“理”，“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姜夔《續書譜·用筆》中提到“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露則意不自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大下小；不欲前多后少”。這些論述體現了書家在對待性思維層面上的分析，其目的是為著尋求對耦范疇的平衡，以及平衡狀態的中和與最佳組合，從而集中體現了宋代理學對待性思維在書法審美上所產生的影響。否認簡單的規律嫁接，強調主體的能動把握，追尋心靈的真實意趣，成為宋代書法的典型特點。

　　宋代書法尚意風氣不僅在書法史上完成了一次華麗的轉身，同時也映射出理學這一重要哲學思想。這次風氣的轉向不是個體行為，而是由歷史發展諸多支脈匯聚成的思想洪流所推動。“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顏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蘇軾的這一感慨并未成為現實，一大批以他自己為代表的詩、書、畫皆善的宋代大師粉墨登場，一方面強調“意造無法”，另一方面又不斷鉆研先賢作品并錘煉自身的藝術技巧。理學的思辨在這一時期無疑激發了尚意風氣的形成和發展，而到南宋，朱熹、魏了翁等以強烈的道德倫理理念貫穿于書論和創作之中，對“意”的繼承失于片面，陸游、楊萬里、范成大等人的書法成就遠不及其詩文，尚意書風逐漸走向衰落。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