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敘事的意義與限度

　　敘事是歷史有別于一般意義上的科學而又與文學發生關聯的一個重要因素。歷史學家雖不能像小說家那樣向壁虛構，但依然可以借助修辭、想象、文字編排、情節設置，乃至論證模式去講述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歷史學家并不排斥敘事，反而會運用敘事拓展和深化作品的意義與內涵。即使對那些反對用敘事的形式再現過去的歷史學家來說，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仍然是如何將所知之物轉化為可述之物。鑒于敘事在歷史中的重要作用，或者歷史所具有的敘事屬性，像海登·懷特這樣的敘事主義史學理論家就認為，史學與文學一樣，都是敘事這一更大屬別下的一種類型。 

　　在西方，自19世紀中期以來，敘事的歷史開始式微。歷史學家不再熱衷于講述一個有著明確的起始、過程和結尾的故事，而是側重歷史在反映過去之真相時的證據問題，史料的甄別與考證被提到了日程之上，敘事的歷史轉向了以追求客觀性、準確性和規范性為目的的科學的歷史。20世紀50年代，計量史學興起，并迅速成為歷史學家探知和把握過去的有效工具，史料被化約為各種數據和數學建模。數據有規律的重復代替了經驗研究中難以預測的事件，各種可視化的曲線、圖表和公式則取代了寓意于文字之中的敘述。21世紀初，基于數學、社會科學和未來學之上的歷史動力學，更是借助數值與模擬去印證過去、檢驗假設和預測未來。敘事在這種以數學方式研究過去進而預測未來的實踐中，顯得更加無足輕重。 

　　不過，另一方面，敘事也沒有遠離歷史。幾乎就在計量史學風行歐洲和北美的同時，英國歷史學家勞倫斯·斯通于1979年在曾經大力倡導科學化歷史的旗艦刊物《過去與現在》上發表了《敘事的復興：對一種新的傳統歷史的反思》一文，對敘事歷史的回歸予以了深刻剖析。斯通認為，敘事的復興其實是對歷史研究中量化方法以及歷史解釋的經濟決定論模式的不滿甚至失望。一方面，歷史學家在用計量方法處理紛繁雜蕪的史料時，難免會對之產生誤讀或有所遺漏。另一方面，人類的文化、個人的意志、大眾的心態在理解歷史上所起到的作用，并不亞于對歷史所作的經濟和社會解釋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后一點，它強調了人作為自身所織就的意義之網上的存在物，與文化、象征、符號和語言的深層關系，推動了歷史學的“文化轉向”。至此，歷史不再被認為是對規律的探詢，而是對意義的解釋。 

　　在這種情況下，被冠以“微觀史”“心態史”“歷史人類學”等諸多稱謂，但又可以被統合在“新文化史”這一標簽之下的史學新范式迅速發展起來，它挑戰了代表結構的經濟史、表現精英的社會史，將視角轉向底層、邊緣以及那些支離破碎但又亟待被連貫起來的各種“小寫的歷史”。所有這些，最終被集中在對個體和單一事件的描述上，比如卡洛·金茲伯格描述的磨坊主、娜塔莉·戴維斯筆下的馬丁·蓋爾、羅伯特·達恩頓刻畫的屠貓者、喬治·杜比作品中的布汶、勒華拉杜里重構的蒙塔尤等。而對個體經驗和事件史的描述，恰恰是敘事可以在其中大顯身手之處。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敘事的復興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史學范式轉換的產物。正如斯通所指出的，歷史學家重回敘事的老路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即對歷史變遷作出合乎邏輯的、科學的解釋之時代的結束。從斯通寫下《敘事的復興：對一種新的傳統歷史的反思》一文的背景來看，他的這一論斷不僅正確，而且頗具預見性。在斯通發表該文的十年后，也就是1989年，新文化史的領軍人物林·亨特主編的文集《新文化史》出版，標志著這一研究范式日臻成熟，且成為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流派。再過十年，亦即1999年，由維多利亞·邦內爾和林·亨特共同主編的文集《超越文化轉向：社會與文化研究的新方向》出版，對新文化史二十余年的發展作出了回顧、總結和展望。換句話說，在斯通提出敘事的復興之后二十年，敘事及其所提出的顛覆科學性和分析性的歷史形式的主張，仍然在歷史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然而，進入21世紀，尤其是最近十余年以來，新文化史及其所掀起的文化轉向浪潮開始消退。但敘事并沒有隨新文化史一道，進入又一個衰退的循環，而是依然保持著強大的生命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重要因素。首先，在經歷了微觀研究、短期主義和解構之道的沖擊后，歷史學家對歷史中的結構、規律、目的和意義等宏大問題再次表現出強烈的興趣。重建一種將過去、現在與未來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具有內在一致性的宏大敘事，成為歷史學家最為關切的任務。其次，從受眾或讀者的角度來看，歷史學家也需要重啟講故事的模式，為公眾提供一種生動而具有說服力的真實感，吸引他們參與到與歷史的對話當中，參與到那些看似與自己無關實際上卻無法回避的重要的現實問題當中，進而發揮歷史的教育和導向功能。上述兩種讓敘事依然活躍于歷史之中的因素，顯然與新文化史或后現代主義并無關系。這種情況表明，在當下這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確定性的時代，敘事或許仍是深入體察過去進而把握未來的一種重要方式。因此，將過去塑造成一個連貫的敘事，這種追求不會從歷史學家身上消失。 

　　當然，歷史學家的敘事一定是以證據和史料為基礎的，如果超出了這一限度，就有可能陷入真實性喪失的危險境地。比如一些新文化史的實踐者，傾向于從心理和情感的層面敘述個體的故事，但因為缺乏史料的支撐，往往容易跨越歷史敘事的界限，進入到文學創作的虛構之中。同時，考慮到時代之差異，即便史料和證據充足，今人對古人的理解也是有限的。 

　　或許正是出于這一原因，微觀研究近年來愈發與宏觀研究結合起來，通過將個人的經歷融入諸如社會轉型這樣的大事件中，進而彌補因史料不足而導致的敘事斷裂。由此可以看出，經由新文化史而復興的敘事，只是一種有條件的敘事，它與作為歷史之屬性的敘事相比，有著明顯的不同。歷史或者說對過去的研究，旨在揭示并解釋變化的過程。而內在于歷史之中的敘事，也應當敘述和表現這種連續的變化。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說，歷史敘事，尤其是有著一致性和貫通性的歷史敘事，因其有助于人們理解歷史的深度和廣度，因而依然值得歷史學家去追求。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