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批判：從德國早期浪漫派到馬克思
日期：2021-03-2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啟蒙時代的現代性問題
18世紀被稱為啟蒙的世紀，啟蒙哲人喚醒了一個以理性為信仰的嶄新時代。如彼德·蓋伊所言，“這是一個神秘主義沒落的世紀，一個對生活越來越懷有希望、對人力越來越充滿信心的世紀，一個執著探索和批判的世紀，一個關注社會改革的世紀，一個世俗主義日益抬頭、冒險之風日漸盛行的世紀”。然而，作為現代社會的序曲，啟蒙運動卻開啟了現代性危機的巨幕。人類擺脫其不成熟狀態的結局是，雖然理智的進步引發了人對自身力量的永恒期盼，但是當資產階級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取代了封建專制，當“理性王國”的允諾遭遇幻滅之時，理性的僭妄、信仰的失落以及人性的分裂便凸現為時代的困局。啟蒙運動試圖通過“袪魅”，把世界從神話與迷信的支配中解脫開來，但這種努力卻助長了“理性”向“工具理性”的偏斜，造就了新一輪的支配。霍克海默與阿多諾認為，啟蒙返回了神話，理性走向了其自身的對立面并代替上帝成為了新的權威，而“被徹底啟蒙了的人類喪失了自我”，“為其權力的膨脹付出了他們在行使權力過程中不斷異化的代價”。個體陷入征服感性世界的集體狂迷，也在理智的獨斷中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對感性的疏離，人類變成了異在于自身的、與自我原則相對立的存在，既分裂又孤立?？梢哉f，從德國早期浪漫派到馬克思，哲學議程經歷了由啟蒙批判向現代性批判的流轉，但兩者仍處于同一時代主題。啟蒙批判率先拋出了現代性批判的諸多命題，它探討理性、革新與自由的應有之義，這為探討重建形而上學、求新意志與人性本質創造了條件。
早期浪漫派的啟蒙批判
浪漫主義受益于啟蒙精神的滋養，啟蒙運動不僅為浪漫主義哲學提供了理論資源，也為其鍛造了批判的武器。延續并改造啟蒙精神，消解其在18世紀末期的危機，是早期浪漫主義的立場與態度。然而，德國早期浪漫派并未全然站在啟蒙運動的對立面，他們如何強烈地批評它，便也如何堅定地認同它。奧·威·施萊格爾在《啟蒙運動批判》中曾指出：“在看法和觀念上引以為自豪的所有一切，都可以歸結在啟蒙運動這個由時代本身構造出來的概念中?！眴⒚蛇\動的自由解放原則與進步發展觀念激發了浪漫派對“無限性”的追求，同時，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權威也遭遇了來自浪漫主義的審判。浪漫派認為，啟蒙者無視理智與情感、想象的關系，將理性絕對化、教條化與抽象化，帶來的是人性本質的內在分裂。在此種理性審視中，世界喪失了被贊賞的神秘與被沉思的魅力。理性未被向前推進，反而與現實達成了妥協。浪漫主義者將藝術視為解決時代困境與實現啟蒙理想的手段，他們認為，唯有藝術才能恢復人的信念，才能使人與自然重新統一起來。不同于理性的否定性、毀滅性本質，藝術是一種肯定性的、創造性的力量，它有能力通過想象來創造一個完整世界。奧·威·施萊格爾相信，在詩與藝術中仍存在理想與神圣性。整合碎片化的現實并將其導向詩性的維度，可在對世界的“浪漫化”中探尋出一個理想的未來。德國早期浪漫派對啟蒙運動的反思應被視作對現代性的首輪批判，浪漫主義的審美信條為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提供了思路。
馬克思現代性批判的浪漫主義色彩
馬克思哲學蘊含著豐富的浪漫主義精神。奧·威·施萊格爾曾是馬克思的老師，受耶拿浪漫派影響，青年馬克思走上了反諷詩學之路。毫無疑問，馬克思的美學研究為其寫作經濟學專著做了準備。W.J.T.米切爾就曾指出，“馬克思習慣于從浪漫主義美學和解釋學的詞典中尋找術語來形容商品”。但不僅僅是“商品”，馬克思諸多富于創見的經濟學范疇均蘊含著美學，而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正是在對人的本質的美學審視中開啟的。在馬克思看來，理性主義權威已具象為資本，它擁有對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力，使私有財產成為“異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質的、感性的表現”。資本帶來的是“物的世界的增值”，卻造成了“人的世界的貶值”。馬克思認為，具有豐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覺的人才是這個社會恒久的現實，只有通過積極揚棄私有財產，人的感覺力量和能力的豐富性才會復歸，人對自身本質的全部占有是審美理想與感性解放的共同結果。如伊格爾頓所言，馬克思哲學中的“審美”和“實踐”始終是不可分割的。資本“無限度”的統治、人類力量的工具化觸發了馬克思哲學中潛存的審美情感，一種浪漫主義的狂怒在此批判中生效。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以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為核心，“資本批判”延續了浪漫派啟蒙理性批判的哲學任務，而無產階級代表了一種新的創造性力量。美國學者維塞爾認為，“馬克思主義根植于詩歌的境象之中，因而它確實是一個歷史的反諷”，“無產階級本質上是一種詩力”。馬克思的“浪漫”就是尋求人的解放與救贖，就是賦予每一個人成為人、成為創造者、成為詩人的可能性。馬克思對理想社會具有科學的、藝術的設計，通過無產階級的審美契約，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將在生產之美、人性之美、交往之美、生活之美與制度之美中成為現實。
馬克思哲學對浪漫主義的超越
馬克思與浪漫派對人性本質在現代社會的失落具有同等的關切，然而馬克思指出以往的哲學家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以一種現實的力量去真正地改變它。這種“改變”不是虛幻的精神慰藉，而是人所特有的創造自身與改造社會的本質性力量。以賽亞·伯林曾提出，在馬克思的學說里，“有一個黃金時代，在其中，集體的人類擺脫了各種幻象和以這些幻象為癥狀的奴役，并將永遠幸?！?。“黃金時代”是浪漫派所追求的“藍花”所棲之彼岸，馬克思將浪漫主義的彼岸從天上取下，置入此岸，置入未來。他主張撕碎那“鎖鏈”上“虛構的花朵”，不是失去幻想、遺失浪漫主義對于美好生活的預期，而是要扔掉束縛人手腳和精神的“鎖鏈”，去“采摘新鮮的花朵”，去引領浪漫主義這葉偏航的“醉舟”，使奧夫特爾丁根在睡夢中的“藍花”成為真正的可以觸碰到的花朵。薩弗蘭斯基認為，馬克思哲學有一個偉大允諾，是要人們“將做著夢的浪漫主義喚醒，不是為了讓它清醒，而是為了將被夢見的花朵，變成真實的花朵。馬克思想以清醒的手段，繼續浪漫主義；每個夢，都將被真實的擁有所超越”。馬克思提出了解決現代性危機的現實途徑，這是實踐哲學對德國早期浪漫主義哲學的超越。正如麥克萊倫認為的那樣，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著兩條思想脈絡：其一是啟蒙思想，推崇理性和進步，并強調生產力的增長；其二則是浪漫主義思想，主要指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批判，強調個體的全面發展”。馬克思不僅是啟蒙思想與浪漫主義思想的追隨者，更是發現了兩者的片面性與局限性，他使啟蒙精神與浪漫精神這兩種思想傳統得以互補與中和。因此，我們可以說，在啟蒙精神被公認為是馬克思哲學的理論品格時，浪漫精神更是其哲學思想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維度，馬克思是這兩種西方思想傳統的繼承者與超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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