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植中國古代神話研究的文獻學根基

　　清末民初以來，中國古代神話研究得到了長足發展，無論是神話資料的整理、神話基本理論問題的討論，還是中西方神話的比較分析都有大量論著問世，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近年來，中國古代神話研究出現了輕視文獻的傾向，立論新奇而考據不足，缺乏扎實的文獻研究。因此，中國古代神話研究應加強文獻學意識。

　　占有文獻資料 重視目錄版本 

　　中國古代神話研究應建立在盡可能占有大量文獻資料的基礎之上。學術研究如果只注重宏觀的理論建構，不重視文獻資料，就會給人虛空不實之感。老一輩學者的神話傳說研究均建立在扎實的文獻資料基礎上，如陳夢家的《商代的神話與巫術》、楊寬的《中國上古史導論》、丁山的《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徐旭生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及顧頡剛、童書業等“古史辨派”學者的相關文章皆以文獻考證見長。而我們今天的神話傳說研究在這方面就稍顯遜色，不僅立論所據材料匱乏，更鮮見綜合運用文字、音韻、訓詁之學進行考據研究的成果，文獻考證工作亟待加強。

　　文獻資料的搜集查找離不開目錄學。清代學者就已非常重視古代目錄文獻在學術研究中的功用，如王鳴盛云：“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有了目錄學的基礎知識，我們才能更便捷地搜集自己需要的資料。

　　中國古代的神話傳說資料是非常零散而不成系統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神話傳說研究就更應重視目錄學知識。袁珂在其《中國神話史》里曾提及很多記載神話傳說的文獻，但對于漢代以后的材料，探討更多的是小說類文獻中的神話。其實除了小說類文獻外，早期經典文獻的古注、唐宋人編的類書、后人編纂的史書等也都記載和采錄了大量神話傳說材料，如《史記》三家注、郭璞的《山海經注》《穆天子傳注》、李善的《文選注》、虞世南的《北堂書鈔》、歐陽詢的《藝文類聚》、北宋蘇轍的《古史》、南宋羅泌的《路史》、清初馬骕的《繹史》等皆值得關注。

　　另外，和目錄學緊密相關的版本學對神話研究也非常重要，但也往往被當今學人所忽略。比如，在征引古籍原文時，不能隨意拿一本排印本就引用，應力求用校勘比較精審的本子。當然，這只是最基本的版本學常識問題，版本學的功用和價值遠不止于此。利用版本學對所使用的文獻進行校勘更值得重視，否則文獻的訛、脫、衍、倒等訛誤就會直接影響我們對文本的解讀和使用。例如，《淮南子》從明《正統道藏》到清莊逵吉刊本有許多刻印本傳世，《淮南子·要略篇》有一段講述大禹治水的文字，這些刻印本皆作“禹身執蔂垂，以為民先”，“蔂”是裝土的籠子，“垂”字文義不明。王念孫《讀書雜志》指出：“‘垂’當為‘臿’，臿，今之鍬也。”文義豁然明曉。而劉泖生影抄宋本《淮南子》“垂”正作“”，“”即“臿”的俗體字。很明顯，《正統道藏》諸本的“垂”是因字形相近而產生的訛字，影抄宋本是正確的，由此可見影抄宋本的版本價值。這也間接反映出王念孫校勘古書的功力，因為王念孫是沒有看到宋本《淮南子》的。所以，我們在閱讀古書時要大致了解其版本情況，弄清楚哪個本子校勘精善，哪個本子校勘粗劣，及各個版本之間有怎樣的遞嬗關系，同時也要注意吸收和利用前人的校勘成果。這樣就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誤。

　　辨別文獻真偽 正確解讀文本 

　　使用文獻資料時，對文獻的真偽、成書年代也要有清楚的認識，這也就是所謂的古籍辨偽學、古籍年代學。例如，《列子》是后人偽作，書中的黃帝神話就不能當作先秦史料來使用；使用《尚書》時要知道《尚書》的真偽與今古文問題，不能將偽古文《尚書》視作先秦典籍；引用《竹書紀年》時亦要區分今本、古本。弄清文獻的真偽及成書年代，才能更好地利用文獻。需要注意的是，過去受疑古思潮影響，加上受主觀與客觀條件的限制，對部分古書的真偽及成書年代認識有誤，將一些真書列為偽書，將一些成書年代本來較早的文獻判定為成書很晚。好在近幾十年來大量出土文獻的發現，讓我們對一些文獻的真偽及成書年代有了新的認識。例如，《六韜》《尉繚子》《晏子春秋》，因銀雀山漢簡抄本的出土而證明不是后人偽作。郭店簡和上博簡的幾篇儒家作品與大、小戴《禮記》的一些篇章關系密切，而郭店簡和上博簡作品的撰寫年代多不晚于戰國中期，因此，大、小戴《禮記》中的相關篇章也應不晚于戰國中期。（裘錫圭《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只有正確認識古書的真偽及成書年代，我們才能按照文獻的生成年代對其進行合理的排序，才能對文獻記載的神話傳說有歷時地把握，從而更好地梳理神話的演變發展。

　　搜集占有材料并對其真偽和年代有了認識以后，還要運用文字、音韻、訓詁等小學知識正確解讀文本，不能僅憑己見就對文獻文本作斷章取義的闡釋。例如，今人在研究鯀的神話時，受偽孔傳影響，對《尚書·堯典》舜“殛鯀于羽山”的“殛”多理解為誅殺，其實是不準確的，也與舜的美德不符。清人王筠《說文句讀》解釋得更貼近原義：“殛可借為極，謂窮極之于羽山也。”就是將其置于窮途末路之境的意思。（沈培《侯馬、溫縣盟書“明亟視之”及傳世古籍相關問題合論》）

　　正確釋讀了文本材料之后，還應充分利用材料，挖掘材料中被忽視的問題和深層意義，將此材料與相關問題聯系在一起，分析其史料價值和學術意義，這樣的研究才不流于空泛。當然，這就需要具備深厚的學識和敏銳的問題意識，能夠將文獻閱讀和學術史結合起來。

　　關注出土文獻 解決學術難題 

　　中國古代神話傳說研究還應關注新出土材料。近二三十年新發現的出土文獻非常豐富，其中不乏神話傳說相關材料。上博簡《容成氏》是一篇非常有系統的古史傳說長文，從容成氏一直敘述到武王伐紂；郭店簡《唐虞之道》則講堯、舜的禪讓；上博簡《子羔》講述了三代始祖禹、契、后稷的誕生神話；清華簡《楚居》涉及楚王世系、歷代楚王都邑及早期楚國先祖的古史傳說，安徽大學入藏的戰國竹簡也有關于楚史傳說的大量內容。這些新出土文獻在補充新材料、校正和激活傳世文獻、解決傳世文獻遺留的疑難問題及學術史上的爭論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例如，有了出土簡帛的對讀，不僅可以校勘《山海經》的文字訛誤，也可以更好地解讀其文本內容。（劉釗《出土文獻與〈山海經〉新證》）再比如，新發現的西周中期青銅器豳公盨，其銘文起首即云：“天命禹敷土，墮山，濬川……”這說明至少在西周中期禹平治水土的傳說已經在廣泛流傳了。

　　王國維的《古史新證》在研究商周古史時充分利用甲骨文、金文材料，并倡導“二重證據法”，其所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指出，《史記·殷本紀》所載先公先王次序與甲骨卜辭基本相合，證明了司馬遷撰寫《殷本紀》所據史料的可靠性，由此可推知《夏本紀》所記夏代世系亦有一定的可信性。李學勤、裘錫圭、李零等古文字、古代史領域的諸位學者也都非常重視用新出土材料研究相關古史傳說，解決了不少疑難問題。例如，裘錫圭根據新出土的先秦文獻，對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關于古史傳說的一些意見重新作了檢驗，認為“在禹的治水方法方面，顧氏之說有得有失”，而顧頡剛“關于大一統帝王世系的見解，應該是相當接近事實的”。（裘錫圭《新出土先秦文獻與古史傳說》）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是研究古代神話的珍貴材料，李零著有《楚帛書研究（十一種）》，在帛書圖像、文字的解讀和考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這樣的研究很有意義，但目前一些專門從事中國古代神話傳說研究的學者對新出土材料的利用和研究還需加強。

　　文獻學內容龐雜，包括古籍的書名、篇名、作者、流傳、刊刻、收藏、散失、輯佚，文獻的類別、注釋、編纂、今譯，還有綜合運用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偽等進行文獻史料的溯源、梳理、考異等。有些文獻學的基本常識看似和學術研究沒有直接關系，但實際上卻是最基礎的工作。因此，加強文獻學意識，中國古代神話研究將更為厚重和扎實。

　　（本文系黑龍江大學杰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出土文獻與上古神話傳說新證”（JC2020W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