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元史研究新動向

　　改革開放以來，元史作為中國古代史中較為獨特的斷代史，其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研究成果不斷涌現、科研力量不斷增強。進入21世紀以后，元史學科發展尤為迅速。特別是2016年以來，元史研究出現令人矚目的新動向。 

　　青年學者的研究成果占據元史研究的重要位置。史學專業期刊發表的論文較能體現國內史學各領域的前沿探索。因此，筆者選取《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史哲》《文史》《中華文史論叢》《史學月刊》《史學集刊》《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和《民族研究》這十種國內史學領域的代表性刊物作為調查對象，統計了2016—2020年發表元史相關論文的作者年齡情況。這十種期刊共刊發元史相關論文73篇，其中“80后”青年學者撰寫44篇，甚至出現了5篇“90后”學者的作品，青年學者所撰論文占比達到65%以上。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主辦、刊登中國古代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刊物《中國史研究》，五年來共刊發元史論文16篇，其中青年學者論文達到14篇，占絕對多數。元史領域青年學者的研究成果占比顯著提高，除了體現出學術研究中新老交替的健康發展態勢以外，也隨之產生了一些元史研究方式方法的變化。 

　　多語種文獻的利用日益嫻熟和普遍化。元史研究是一門國際性的學科，漢語以外的多語種史料一直是元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來源。因此，自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元史學科創立以來，老一輩學人就很重視多語種史料的利用和相應工具性語言的訓練掌握。此后，由于對外交流的減少，這一趨勢曾有所削弱。近年來，在中國日益擴大全球交流的過程中，青年一代學子受到了更多元化的工具性語言訓練，也獲得了更多的海外學習交流機會。因此，在近年的元史研究中，能廣泛利用非漢語的多語種文獻的青年學者逐漸增多。 

　　元代多語種史料按照類別大致可分為波斯語與阿拉伯語史料、歐洲史料與回鶻語史料等幾大類。波斯語史料堪稱蒙元史領域中除漢語史料外最大宗的史料。經過各教研單位多年的培養，現在可以嫻熟使用波斯語史料進行蒙元史研究的青年學人不再寥若晨星，而且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如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青年學者邱軼皓可以熟練釋讀波斯語與阿拉伯語寫成的蒙元時代穆斯林文獻。此外，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李鳴飛、張曉慧，沈陽師范大學魏曙光，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陳春曉，中共中央黨史與文獻研究院周思成，湖南大學于月，內蒙古大學烏罕奇，中山大學陳新元等近年來涌現出的青年學者都可以熟練地利用波斯語文獻進行獨立研究。歐洲與回鶻語史料數量雖然不及波斯語史料，但仍有其獨特價值。目前，也有不少青年學者可以熟練使用這類史料進行研究。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馬曉林專注于元代禮俗祭祀與馬可·波羅研究。他詳細梳理了西方的馬可·波羅研究史，使用了《馬可·波羅行紀》涉及的多種歐洲古代語言。回鶻語史料方面，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付馬主攻中古時代的回鶻史與絲綢之路研究。他有關元代回鶻的系列論文，提供了對元代回鶻（畏兀）群體的新認識。 

　　新史料的發掘持續加強。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新史料往往帶來大量新的歷史信息，塑造新的學術創新增長點。在元史學界長期不懈的努力之下，近年來元史新史料的發掘工作逐漸展現成果，可以分為碑刻、文書、族譜和域外史料四大類。 

　　碑刻方面。由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治安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遺存資料的搶救、發掘及整理研究”自2012年立項以來備受學界關注。目前前期12卷的書稿已交付出版單位，其中包含大量的元史新材料。此外，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全榮承擔了元代蒙古文碑刻的整理研究項目。 

　　文書方面。元代文書中，除了黑水城文書外，以元明時代公文紙本為代表的各類公私文書引起學界注意。2012年以后，一批專注于黑水城文書的學者開始轉向宋元明紙背文書研究，并得到了多項國家社科基金的資助。由此，紙背文書的研究逐漸興盛起來。主要涉及元代文書研究的團隊包括：南開大學王曉欣團隊對于上海圖書館藏宋刻元印本《增修互注禮部韻略》紙背的元代湖州路戶籍冊的研究；河北省社會科學院孫繼民團隊對于南京博物院、上海圖書館藏宋刻元印本《論衡》紙背的元代廉訪司文書的研究；山東師范大學杜立暉團隊對于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宋元遞修公文紙印本《魏書》紙背的元代江浙行省公文的探索。 

　　族譜方面。元朝高級官員多由各民族勛貴家族成員世襲，故元代的族譜往往能夠反映出元代歷史的較多信息。已知現存元代譜牒稀少，導致研究十分薄弱。但近年來仍有不少學者專注于元代族譜的研究，產生了一些較為重要的發現。如納巨峰對于山東博物館藏元代回回政治家賽典赤家族譜牒的探索，楊紹固、李中耀對元代著名畏兀官宦家族廉氏家族宗譜清代修本的研究，羅瑋對于元代《藁城董氏世譜》多種抄本的發現與研究，等等。 

　　域外史料方面。除了前述三類漢文新史料外，近年來中國元史學者對“域外史料”的漢譯和整理工作也在不斷推進。如著名的波斯文世系譜《五族譜》在世界范圍內都沒有正式校訂出版。但由北京大學外語學院波斯語教研室教授王一丹主持的《五族譜》整理、漢譯與研究項目一直在穩步進行，走在了國際學術前沿。再如《馬可·波羅行紀》最完備的版本是穆勒和伯希和的《馬可·波羅寰宇記》集校本，多年來一直沒有漢譯本。但是，近年來其漢譯和校釋工作也在進行之中。 

　　其他研究模式對元史研究出現“滲透”式的推動。近年來，中國古代史的各斷代和各領域研究發展迅猛、異彩紛呈，形成了若干研究熱點。每個領域都內生出一些研究重點，如西域內亞研究與唐史、元史和清史的聯系較為緊密，而明清區域社會史的主要成果則基于對華南與華北基層社會的深耕。不同領域之間的交叉研究推動了學科發展的新型成果不斷涌現，在傳統上被視為“門檻頗高”的元史領域近年來也出現了這樣的成果。如中山大學歷史學系青年學者任建敏近年針對元代廣西地區史發表的一系列成果，正體現了當下區域社會史模式對于元史研究的某種“滲透”，從基層區域社會角度推動元史“自下而上”進行研究。 

　　無論從研究成果還是研究人員的規模來說，元代經濟史的總體研究狀況都是較為薄弱的。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元代經濟史料的零碎和缺失，另一方面也在于金元時代稅制、財政和土地等基本經濟制度的復雜性與多元性。近年來，元代經濟史領域悄然發生著變化。一些青年學者學習使用計量化、模型化等經濟學研究方法進行元代經濟問題的深化研究，如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李春圓。此外，青年學者選擇元代經濟史作為主攻領域的情況也逐漸增多，如西北大學鄭旭東、東北師范大學曹猛。 

　　綜上所述，近年來國內元史研究越來越多地呈現出元史學科漢文與非漢文史料并重，并初步出現多學科綜合推動元史發展的傾向。這有賴于逐漸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元史學人群體，他們顯現出了強本固基和外延拓展的雙重發展趨向。元史發展出現新動向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教研基地數量不斷增多。除了幾所傳統意義上的元史研究“重鎮”外，更多高校開始培養元史研究人才。其次，越來越多元史專業的博士畢業生進入高校和科研單位工作，已經獲得教職的元史青年學者的學術理路逐漸成熟。最后，由于元代在中國古代史演進、中外關系史以及全球化歷程等重要問題中的獨特地位，其他史學領域研究者對于元史的關注也逐漸增強。這些因素在2016年以后呈現集合效應，學科發展動向隨之出現了新變化。 

　　在老一輩學人的悉心教導和新一輩青年學者的努力下，我們期望未來的元史研究能在國內歷史學科中發揮本身的學術價值，與全世界的蒙元史相關領域學者深入切磋交流，把學術競爭和交流的舞臺定位于全球。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