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時是晚明？何處是晚明？

　　晚明史是明史學界近二十年間的熱點研究領域。對于何時是晚明，學術界歷有討論。在時間斷限上，有成化弘治以后、嘉靖末年、萬歷初年以及天啟以后等說法，不一而足。對于什么是晚明，學者們認知差異也不小，不少學者給晚明的概念賦予了社會變遷、社會轉型，甚至早期工業化、前近代等意義，也有學者將晚明僅看成時間概念。這些不同的說法對研究明代后期的歷史問題與方法有著不同的意義。這樣，晚明就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時間概念了。當晚明的時代特征在明代不同的地域最早呈現時，晚明就應該開始了。它不可能也不應該是在明王朝全國范圍內同時呈現晚明時代特征的一個時間節點。從這個意義上說，晚明應該是一個因明朝區域發展不平衡以及治理差異而在某個局部較早呈現出晚明時代特征的特殊時間概念。因此，討論這一問題時，關鍵在于決定明朝步入晚明的時代特征是什么。這個時代特征所昭示的晚明之“晚”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與明末之“末”的意義是相關的。否則，明朝之“晚”與“末”在時間意義上就背離了。 

　　時代特征指向發展新趨勢 

　　晚明從一個純粹的時間概念，到被賦予多元的內涵，并為近代以來尤其是當下的學者們廣泛關注。其原因在于明代歷史步入晚明后，其自身的演進中產生了一系列迥異于明代前中期的時代特征。這些特征被今天的學者賦予了社會轉型或近代化的現代性意義。這種現代性是明代社會在中國歷史發展道路上呈現出的內生性特征，而非同一時間已經開始的全球化的輸入性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講，晚明的概念對于明史學界是非常重要的。 

　　晚明被賦予或被解讀出的時代性特征，大體上有以下幾點。政治上，明朝的專制政治對國家與社會的控制與管理出現松動與弱化，國家權力出現了異化的趨勢。經濟上，伴隨著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在小農經濟的母體內孕育出了有近代意義的新經濟形態。思想文化上，出現了懷疑與否定傳統、抗議權威的有近代啟蒙意義的人文主義思潮。在以上述特征為基礎的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傳統的“士農工商”的四民結構轉向士商兩極的變化、市民階層發展壯大的趨勢、社會生活由儉入奢的境況，等等。 

　　晚明的這些時代特征并非是共時性的，沒有在明朝的整體或某個局部同時出現。明朝和中國古代其他朝代一樣，其政治、經濟、文化乃至社會的變遷，時常不是共時性發展的，而是歷時性發展的，或政治變動在先，或經濟發展在先，甚至有時是思想文化發展先行，而社會變遷與轉型相對滯后。晚明社會的時代特征，大體上是按照政治變動、經濟發展、文化轉型和社會變遷相繼展現出來的。 

　　不過，通常我們所說的晚明的時代特征是指向整個明王朝的，而非明朝的某一區域。即便是專制政治的松動以及國家權力出現的異化這類帶有全局性的現象，也因地方政府治理地方社會的能力差異而表現為不同的地方治理效果，從而消解了其對地方的影響。至于明代的區域經濟、區域文化以及由此而決定的區域社會結構，因地差異的特征就更加明顯了。因此，考慮到晚明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晚明時代特征的復雜性更加凸顯了。 

　　但是，晚明社會的時代特征都指向明朝社會發展的新趨勢，預示著明代社會發展的新方向，昭示出在傳統社會中孕育出的部分現代性因素。這些現代性因素難以和明朝很快滅亡聯系起來。從明代各區域的發展來看，這些特征一定不是欠發展地區呈現出來的，而應該是代表先進性的江南呈現出的“晚明”特征。 

　　那么，我們能不能將代表先進性的江南地區出現的晚明時代特征，看成是整個明王朝的時代特征？龔自珍有言，“有明中葉嘉靖及萬歷之世，朝政不綱，而江左承平，斗米七錢，士大夫多暇日，以科名歸養者，風氣淵雅”。“朝政不綱”是大明帝國的通病，而江南地方社會的經濟、士人生存狀態及社會生活卻呈現出欣欣向榮之態，哪里有一丁點的“晚明”氣象？所以，傅衣凌認為晚明不是衰世，而是新時代的開端。 

　　晚明之所以以“晚”的形態表現出來，應該和明朝后期局部出現的動亂與失序相關聯。正是這些動亂和失序，讓明朝走上滅亡的不歸路。這些局部的動亂與失序是引發明王朝步入晚明的關鍵時間節點。 

　　晚明始于遼東 

　　從引發明朝走向滅亡的區域來說，前有東北的遼東與后金的戰事，后繼以陜北的農民起義。兩個區域的失序與動亂，不僅改變了這兩個區域內的治理面貌，而且還最終將整個明王朝的“精氣神”消耗殆盡。孫文良有論說，明亡始于遼亡，遼亡影響明亡。因此，晚明在遼東。但遼東步入晚明并不是自遼東與后金戰事開始的，而是由于遼東較長時間被忽視之后形成的。 

　　嘉靖四十一年（1562）四月初八日，明世宗因遼東屢有奏請錢糧輸賑，問內閣首輔徐階：遼東久不受困，近何疲之？徐階對答道：遼東舊稱強鎮，自三十七年大水之后，邊墻倒塌，軍民損傷過半。可見，明世宗對作為明朝京師肘腋之地的遼東出現的困境久不過問，早已忽視了。作為首輔的徐階也束手無策，屢次奏請朝廷以“大破常格”的辦法處置，但也只能是撥付少許錢糧，權作應付。 

　　其實，遼東在嘉靖末年疲困至極，以至屢屢向朝廷請求援助，并非僅僅因嘉靖三十七年的大水災所致的短期困境。嘉靖前中期，明朝廷一直為“南倭北虜”問題所困擾，正是明朝將主要精力都放在應付“南倭北虜”問題時，而忽視了另一個重點——遼東。 

　　嘉靖初年，北部蒙古韃靼諸部屢屢入犯，兵力動輒數萬甚至數十萬。嘉靖二十五年，韃靼部俺答稱汗，遣使議和并求通貢市，明世宗多次拒絕。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興兵南下，騷擾大同、宣府，進逼北京，造成“庚戌之變”，逼迫明朝開邊通市，直至嘉靖三十二年才停止對明朝邊境的騷擾。為此，明王朝不得不調集大量的兵馬錢糧，防范韃靼部的進犯。從嘉靖十年到嘉靖三十四年，明朝對長城進行了大規模的修造，花費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與“北虜”進擾北方幾乎同一時期，南方沿海之地，南自廣東，北至山東，尤其是明朝賦稅重地江南，屢受倭患侵擾，造成了巨大的損失，而明朝為了抗擊倭寇對東南沿海的侵擾，又集南部各省乃至全國之力，以幾十年之功抗擊倭寇。 

　　至此，明朝一方面傾力解決“南倭北虜”問題，另一方面在近三十年中卻忽視了遼東。繼之嘉靖三十六年、嘉靖三十七年遼東連續兩年大水災的破壞，遼東也就由舊時強藩變得衰敗不堪了。 

　　萬歷初年，張居正當政，內修政治，外強邊政，委任李成梁駐守遼東，遼東困境因李成梁的經略有短暫的好轉。不過，這種局面很快又因朝廷的忽視而改變了。萬歷二十年（1592）至萬歷二十六年，日本全面侵略朝鮮并覬覦明朝，明朝舉全國之力援朝抗日。遼東作為明朝用兵朝鮮抗日的大后方，再次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援朝抗倭勝利后，“遼東方二千里，皮骨空存，膏血已竭”。據統計，僅遼東原駐軍就減損了60%，整個遼東，甚至連帶山東都受到了巨大影響。但由于對遼東的再次忽視，戰后的遼東不僅沒有得到恢復與重建，反而給努爾哈赤崛起并迅速統一女真各部，乃至于最后向明朝發起挑戰，提供了絕佳的時機。雪上加霜的是，戰后的遼東又遭受了明神宗皇帝所派作為稅使的宦官高淮的殘酷盤剝，不僅最后重創了本來就十分脆弱的遼東經濟，還破壞了政治秩序，喪失了士庶之心，最終讓遼東徹底陷入絕境。這是忽視遼東固有戰略地位的另一種方式。 

　　遼東本為明朝京師的屏障，在明代前中期一直是備受朝廷重視的強鎮，正因為自嘉靖中期以后被忽視了五十多年，使其不僅成為明王朝最后的亂源之一，也把整個明王朝帶入了晚明時代。 

　　遼東的晚明不具現代性特征 

　　既然晚明起自于嘉靖中期日漸動蕩的遼東，那么，在晚明的遼東，是否也能找到具有社會轉型意義的某些現代性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晚明的遼東，沿襲自明代前中期，是典型的軍政型社會。遼東地方治理迥異于內地，尤其是江南，社會發育發展仍停留在傳統社會，沒有什么新的變化。專制政治和國家權力的異化對晚明的遼東影響甚小，遼東當地軍政勢力十分強大，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產生對明代傳統政治進行批判的政治環境和政治勢力。遼東軍政型的經濟在都司的軍政管理下，帶有很強的強制性。而且受服務遼東軍政的限制，遼東的市場經濟遠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加之明朝廷對其近半個世紀的忽視，遼東經濟越發殘敗，不可能在遼東軍政經濟體內產生異質的新經濟因素。盡管遼東的文教有一定的發展，但有限的士人群體不足以形成士人社會，參與遼東地方治理的其他精英力量較為薄弱，也不能在地方治理中官府力量不足時進行有效的補充。因此，學術界賦予晚明社會的時代特征，絕不是從像遼東這樣的欠發展地區抽象出來的，遼東的晚明更多是亂源而不是新生。 

　　由遼東之亂引發的晚明時代，與江南社會的晚明時代特征相比，我們看不到遼東地區有任何前近代的特征。江南社會的晚明與遼東的晚明相比，我們也看不到江南地區呈現出明王朝形將滅亡的跡象。這既是明王朝地域發展不平衡的結果，也是復雜的晚明時代性造成的。正是這種復雜性，使得不少學者在分析明朝從晚明快速滑向滅亡的原因時，大多將明朝面臨的挑戰看成線性的而非復合型的，但這樣也很難解開為何明朝既出現轉型意義的晚明時代卻又迅速走向滅亡的悖論。 

　　從方法論的意義上將“晚明”作為一個特別的研究問題，以其研究范式的多樣性，對推動明代后期歷史研究的意義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嘉靖中期由遼東地區步入的晚明社會，與仍在高水平發展的江南社會，不可同日而語。“晚明”只能是一個純時間概念，不能簡單地將某個地區呈現出的特征不加區別地騰挪到另一個地區。至于體現社會發展趨勢的現代性特征，更是如此。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結構失缺與晚明遼東社會控制研究”（11BZS028）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