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策與留學因應互動

　　近代中國留日學生人數多、規模大，與中日關系極為密切，因而受到中日學界的高度關注，相關研究成果頗為豐碩。《近代日本的中國留日學生政策史》（徐志民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12月版）一書在中國留日學生研究既有成果基礎上，系統闡述了近代日本對中國留日學生政策的產生與形成、發展與演變、失敗與終結的歷史。

　　既往的中國留日學生研究成果，往往側重考察留日學生的人數、經費、留日學校和學習專業，分析留日熱潮興起的原因，闡述留日學生畢業回國后參加政治活動、軍事戰爭、科教文衛和社會變革的歷史作用等，主要是留日學生如何留學的“出國史”和歸國后發揮社會功用的“回國史”，相對忽視他們在日本如何學習、生活和參加社會活動的“留學史”。該書作者“反其道而行之”，利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國立公文書館所藏檔案和亞洲歷史資料中心不斷上線的相關史料，積極吸收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主要從日本史的角度，考察了面對甲午戰后蜂擁赴日的中國留日學生，剛剛步入教育現代化的日本如何接受、教育、管理他們，并為之制定了怎樣的政策？該書按照歷史發展順序，根據日本對中國留日學生政策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特點，闡述了日本從明治末期初步建立對中國留日學生的接受體系、速成教育與學業限制、投機性管理政策，到大正時期逐漸“改善”，再到昭和初期中日圍繞留日學生政策的交涉，以及侵華戰爭時期對留日學生強化調查監控，以培養服務日本侵華戰爭政策的“協力者”，成為日本對華政策“重要一環”。這種包藏政治陰謀和侵略野心的留學政策，由于違背留學傳播科學文化知識和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的根本宗旨，結果必然適得其反、終歸失敗。

　　在近代中國留學史上，人們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將留美學生或留歐學生作為留日學生的參照系。例如，1906年清政府學部公布第二次游學畢業生考試結果，因留歐美學生包攬了“最優等”的全部名額，即使“優等”名額也多屬于他們，故當時就有留日學生不如留歐美學生之說。1912年，隨著留日學生與日本政府沖突愈演愈烈，“留美者親美、留日者反日”說開始流行。學界也從家庭出身、留學專業、政治參與等層面，比較留日學生與留歐美學生的異同。

　　書中比較了近代日本留學生與中國留日學生在留學氛圍、社會認可、工作機會等方面的差異，甚至認為日本早期留學生是清末洋務派反擊頑固派和鼓勵留學的“例證”，是清末留日學生運動興起的示范和榜樣。作者不僅區分日本對偽“滿洲國”、偽“蒙疆政權”、汪偽政權的留日學生政策，而且以朝鮮、泰國、菲律賓、法屬印度支那、荷屬印度尼西亞、土耳其、伊朗等亞洲各地留日學生，以及美、德、意大利等歐美國家的留日學生為參照系，指出日本相應成立了日華學會、偽滿留日學生會、善鄰協會、國際學友會等組織，既分別“輔導”對應的留日學生，輔助日本對外教育交流和文化戰略，又在中國和東南亞的占領區選拔留日學生，服務于侵略戰爭政策，反映了國策與留學之間的互動與因應。

　　該書與其說是一部留學史研究著作，不如說是一部近代中日關系史。因為從表面上看是梳理與考察近代日本的中國留日學生政策史，實際上是以西力東漸背景下的中日留學教育交流為切入點，重點分析日本的中國留日學生政策與近代日本對華政策、戰略之間的互動關系，同時以中國留學生教育權爭奪為中心，兼及歐美列強與日本在東亞地區既合作又斗爭的國際關系格局。留學已不再是簡單、純粹的科學文化知識和人類優秀文明成果的傳播與交流，而被卷入近代列強瓜分世界殖民地的狂潮之中。

　　近代日本對中國留日學生的接受政策、教育政策、管理政策和回國安置政策，無不體現著日本侵華擴張的策略與目的，發揮著輔助日本對華政策的重要作用。為此，書中提出，只有相互尊重、和平共處，真心實意教授留學生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才能贏得留學生和留學生母國人民的信賴與尊重，才能促進各國人民的友好往來與真誠合作，發揮留學教育促進文明交流互鑒、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崇高使命與責任。

　　書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處。例如，近代中國留日學生往往具有多重面相，該書雖從日本政策方面進行必要解釋，但終歸還要回觀留日學生本身，回到近代中國的特殊時代與文化背景下進行客觀分析。再如，近代日本的中國留日學生政策，只是日本對華戰略的輔助政策，因而該書可適當增補不同階段的日本對華政策與重大方針。期待作者繼續完善，奉獻留學史研究的“另類”經典。

　　（作者單位：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日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