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析早期方言真實面貌

　　清代思想家戴震曾曰：“學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語言學家王力釋之為“淹博就是充分占有材料，識斷就是具有正確的觀點，精審就是掌握科學的方法”。從《從西洋傳教士文獻看臺州方言百余年來的演變》（阮詠梅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11月版）一書來看，“淹博”之難在于相關文獻多數收藏于海外，且不便復印或掃描，導致材料獲取令人望而卻步。“識斷”之難主要有二：一是閱讀難，除了有些方言有漢字版外，像臺州方言的文獻不是字如螞蟻的英文版，就是不標聲調的羅馬字拼音版；二是理解難，確切說是翻譯難，尤其是羅馬字拼音版的漢字轉寫，既有漢字本字之難，又有語句不通和語意不明之難。“精審”之難則主要在于離析難，即從與官話、方言和歐式英語或其他語種的語言成分、語言結構等雜糅在一起的文本中，離析出150年前甚至更早期特定方言的真實面貌，實屬不易。

　　當代西方語言學史家E. F. K. Koerner提出了語言學史學研究的三個原則：語境原則、內在原則和拉平原則。該研究是語言學和語言學史的一個特殊領域，其研究原則既可參照以上三個原則，又需結合王力總結的中國語言學的三大光榮傳統。

　　語境原則強調將研究對象置于外部語境中，綜合考慮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對研究對象的影響和制約。該書遵循語境原則，不但形成了語言學和宗教學、歷史學等學科的跨學科特色，增添了語言學研究的人文性和研究的厚度與廣度，而且便于同類相關文獻進行比較研究。

　　如果說語境原則中的語境是大語境，那么內在原則中的文本則是小語境。通過對漢語文獻文本的精研細讀，以解決識斷和精審之難。該類漢語方言文獻主要包括方言詞典、語法著作、教材、讀本和小說等。對傳教士漢語方言文本的解讀，不但需要研究者扎實和全面的語言學功底，而且考驗研究者的人文素養。此外，對“死”的文獻的解讀還需結合“活”的語言調查實踐，即遵循中國語言學的實踐傳統，從而讓文獻材料得到歷時和共時的雙重印證，更好地為繼承“材料和觀點相結合”的研究傳統服務。

　　拉平原則則突出研究者對語言學史的書寫表達。書寫不僅是研究者個人觀點和研究成果的表達，更需意識到這是與潛在讀者的知識交流、學術交流和思想交流。由于該研究涉及中國人和外國人、讀書人和文盲、漢語和外語、官話和方言等諸多因素和關系，樹立拉平意識、遵循拉平原則能有效解決對歷史文獻的理解、復活、宣傳、推廣問題。實施拉平原則的途徑：一是明確目標讀者的分類和分層。文獻的解讀和研究是全方位的，但是對研究成果的表達和書寫則可有“分別心”。目標讀者的分類指按語言學、宗教學、歷史學等學科劃分的不同研究領域，分層指專家學者的專業層次和社會大眾的普及層次等。二是重視這類文獻中的中國傳統文化成分。純漢語語言學著作自然呈現的是漢語語音、詞匯、語法和漢字的框架。傳教士編寫的方言讀本、童蒙讀物和小說等，匯集了中國各地真實鮮活的民間俗語和口頭文化，是觀照明清時期中國民間生活和傳統文化的珍貴歷史文獻。

　　作為浙東文化和浙東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傳教士浙東方言文獻在產生時代上與浙東學派興盛和成熟的明清時期大致重合。協助傳教士撰寫漢語著作的人大都是當地的鴻儒或文人，多少受到浙東文化和浙東學術潛移默化的影響。清代史學家和思想家章學誠認為“浙西尚博雅，浙東貴專”，浙東學術專重于史學研究，且治史以經史，即以通過研究史料而達到通經致用為宗旨。在這類漢語方言文獻中，吳語所占比重非常大，僅次于上海。該研究既是對浙東文化和學術內容重要文獻本身的研究，也是對浙東文化和浙東學派“互鑒、包容、創新”等精神的傳承和發揚光大。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