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高校學生資助體系中的“扶志”教育

　　高校學生資助工作是我國高等教育整體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培養我國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成長成才起著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扶貧先扶志”，“‘扶困’要與‘扶志’相結合”。為了實現受助學生的可持續發展，形成資助育人的長效機制，除了對學生的經濟幫扶外，還要格外注重對其心理、精神上的幫助，在資助過程中加強“扶志”教育。基于我國高校現行學生資助體系的發展現狀，結合現階段貧困研究中“認知稅”理論的新觀點及其研究成果，從“扶志”教育的角度對我國高校學生資助體系進行探索，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我國高校 

　　學生資助體系現狀 

　　一直以來，黨和國家都非常重視學生資助工作。教育部黨組書記、部長陳寶生表示，要把學生資助工作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緊抓好，充分發揮學生資助在脫貧攻堅中的重要作用。經過十余年的積極探索與實踐，我國對學生資助的資金投入力度不斷加大、資助工作內涵不斷豐富，現已形成了以“獎、貸、助、補、減”為主要內容的較為完善的高校資助體系。然而，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資助除了經濟上的幫扶，還要注重其思想、精神上的長遠發展。2017年教育部印發《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質量提升工程實施綱要》，將“資助育人”作為育人基本任務的十大質量提升體系之一，要求建立國家資助、學校獎助、社會捐助、學生自助“四位一體”的發展型資助體系，構建物質幫助、道德浸潤、能力拓展、精神激勵有效融合的資助育人長效機制，形成“解困—育人—成才—回饋”的良性循環。

　　可見，我國在資助理念上已經由傳統的經濟保障資助轉向了以人為本的發展性資助，但是理念與實際落實之間還有很長的距離，為了幫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從根本上“脫貧解困”、實現可持續發展，我國的學生資助體系還需要進行大量的實踐與探索。

　　“認知稅”理論 

　　及相關研究帶來新思路 

　　在進一步完善學生資助體系的過程中，不少學者進行了更深度的探索和研究，發現在現行資助體系下受助學生除了經濟上的困境之外，更多地陷入了心理上的困境。《2015年世界發展報告：思維、社會與行為》中首次提出了“認知稅”這一概念，報告指出：貧困不單純是缺錢，那種持續的、日復一日的與貧困緊密相連的艱難決策相當于對窮人的心理和社會資源征稅，這種稅加劇了認知的負擔，進而導致窮人做出產生持久貧困的相關決策。

　　認知負荷理論支撐了上述“認知稅”理論：人們的工作記憶容量是有限的，一旦認知負荷超過其容量，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所做出的決策就很難足夠理性了。貧困會加重個體的認知負擔，造成貧困者的注意力只聚集于當務之急，從而導致對其他更重要事情的注意忽略，所以難以做出長遠的理性決策。這一點也可以用“稀缺心態”來解釋。瑪尼（Mani）等在研究貧困的本質時指出，不管是時間還是金錢稀缺，都會讓人陷入“管窺”狀態，這意味著人們只能看見管子內部的事物，進而引發短視的稀缺心態。而這種稀缺與無能是相互作用的，因為當大腦被“稀缺”所充滿時，人們就沒有那么多時間去想其他事情了，其認知能力和執行控制力都會進一步減弱。最典型的研究是印尼甘蔗種植戶收獲季前后的認知測試實驗，由于在收獲之后種植戶的收入增加、貧困處境得到改善，他們的壓力大大減小，在基于執行能力和流體智力的認知測試中的表現也要顯著優于收獲之前的表現。也就是說，當一個人滿腦子想的都是最迫切的需要時，就會形成短視。

　　除了加重人們的認知負擔之外，貧困還會導致固化的思維模式。有許多研究都關注到了受助學生自卑、敏感、自我否定等傾向，這些特點的出現歸根結底是對自身認知不全面。顧世春在探究脫貧內生動力時指出，貧困“認知稅”創建了貧困的思維模式，這種貧困思維模式將使貧困者缺少自信，總覺得自己不如別人，競爭不過他人，會缺少對自身能力和潛力的正確認識，導致脫貧內生動力不足。另外，這種思維模式還體現在看待世界、看待未來機遇的觀念上。貧困境況影響了人們對命運的認識與思考，朱里亞諾（Guiliano）和斯皮林貝戈（Spilimbergo）的研究發現，在美國和其他37 個不同的國家中，經歷過經濟大蕭條的人相信“通過自己的努力就能取得成功”的概率要更低，也就是說“貧困境況”降低了他們對生活的信心和追求成功的激情。《貧困的本質》一書中還指出，窮人會更加懷疑那些想象中的機遇，懷疑其生活產生任何根本改變的可能性，任何值得做出的改變都要花很長時間，而他們只關注眼前。可見，這些安于現狀、悲觀宿命的思維模式極大程度上限制了受助學生的眼界與追求。

　　認知負擔加重與思維模式固化又進一步影響了他們的行為決策。張彥馳進行一系列的實證研究證明了貧困心態會影響人們的跨期選擇、風險決策等，即貧困會導致人們為了尋求即刻的滿足而忽視長遠利益，為了尋求安穩而拒絕為更大收益承擔必要的風險。阿比吉特（Abhijit）和埃絲特（Esther）在探討“我們為什么擺脫不了貧困時”，還發現窮人依舊在娛樂、節日等消費上支出過多，而不愿意在教育、醫療上更多地投入。這些非理性的行為決策將會導致他們掉入“貧困陷阱”，引發持續的“貧困循環”。

　　基于“認知稅”理論 

　　改善高校學生“扶志”教育 

　　受貧困“認知稅”的影響，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傾向于自卑敏感、缺乏脫貧主動性，認知上的短視還限制了其長遠發展。扶貧先扶志，基于當前受助學生的這些特點，高校學生“扶志”教育可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

　　第一，改善固有的認知模式，提高自我調適能力。目前高校都很重視對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除了公開課之外還會組織相關主題的心理活動，但這些教育大多是心理知識的普及與輸入，沒有關注到學生的內心深處，也缺乏對于受助學生的心理關懷。受助學生自卑、短視等現象的出現，歸根結底是對于自身的認知不恰當，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中要注重幫助受助學生正確看待并接受原生家庭及自我現狀，通過團隊心理輔導、專業咨詢指導等方式改變其固有的認知模式與思維慣性，并提高其自我調適能力。

　　第二，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鍛煉自立自強能力。脫貧內生動力的相關研究指出，價值觀是跳出“貧困陷阱”的重要影響因素。筆者通過測量大學生的宿命論觀念與未來取向也發現，“一個人的命運很大程度上是已經注定了的”這種宿命的價值觀會導致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處于較低水平的學生更加短視。因此，在“扶志”教育上要注重改善受助學生安于現狀、悲觀宿命的觀念，幫助其樹立更加積極向上的價值觀；通過增加勤工助學崗位、綜合技能培訓與指導、“勵志獎學金”“自強之星”等評選活動的方式，給予貧困生更多機會去改善自身境況，鍛煉與提升其自立自強能力與創業就業技能，讓學生們看到并相信改變生活的希望與可能，以真正做到受助且自助。

　　時代越發展，人們為認知不足所付出的代價就會越大。貧困“認知稅”作為理解貧困、支撐資助體系的新理論，為大學生資助體系的進一步完善提供了新的視角與思路。但基于“認知稅”的大學生資助體系的實踐才剛剛開始，有待高校資助政策制定者與執行者在實踐中繼續探索。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項任務項目（高校輔導員研究）（20JDSZ3190）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地理與環境科學學院；浙江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