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經濟批評的可行性
日期：2024-08-2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文學與經濟之間存有互動關系。文學經典的生成與傳播中滲透著經濟要素。譬如，在文學作品的人物心理刻畫方面，自古羅馬普勞圖斯的《一壇金子》到莎士比亞的《雅典的泰門》，金錢對人物心理狀態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在社會歷史進程方面，歌德所倡導的世界文學，無疑基于深邃的歷史文化淵源以及各個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交往。文學還具有引導經濟發展的超前意識，文學的想象能為經濟的騰飛激發靈感，文學的經濟書寫亦可為經濟活動提供借鑒。
文學與經濟的相互融通
文學與經濟的關系千絲萬縷，難以道盡。自從文學產生就與經濟密切相關。但是，將文學與經濟兩者進行跨學科比較研究，上升到學理的高度，相對而言時間還較為短暫。追溯起來，西方的文學經濟批評大約起步于20世紀70年代。如馬克·謝爾的《文學經濟學》一書就頗具代表性，該書旨在研究金錢與文學之間關系的象征本質。
1999年面世的伍德曼西的《新經濟批評》有一個副標題：“文學與經濟學交叉研究”，特別關注市場和消費，表明了文學與經濟研究的學術轉向。書中寫道：“什么是經濟批評？文學和文化批評家能從經濟學家那里學到什么？經濟學家可以從文學和文化研究中獲得什么？這樣的批評交流將如何豐富兩個學科的內容？”從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作者對文學與經濟相互關系的強調，也說明了文學與經濟跨界批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劍橋文學與經濟學指南》的前言就以“文學與經濟的融通”為題，認為：“從表面上看，文學和經濟似乎相距甚遠，甚至是對立的……然而，大量的學術研究已經確定了文學和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相互融通的現象。學者們已經表明，現在看起來獨立的‘文學’和‘經濟’是由一個共同的話語和實踐以及相互交織的目標和價值體系所產生的。”
文學經典中的經濟主題和經濟書寫對于我國當下的經濟發展也具有啟迪意義。當下的“共同富裕”“新質生產力”等概念所蘊含的不僅有經濟的騰飛，還有財富的分配、社會的進步。文學中的經濟批評有益于外國文學學科疆域的拓展，許多外國文學作品，尤其是流浪漢小說等一些作品中所描寫的貧富差距、階級分化以及貧困書寫，為我國當下的“共同富裕”這一戰略目標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理論支撐，也為這一戰略目標的實踐途徑提供了必要的參照。
“共同富裕”屬于“文學與經濟”范疇，文學與經濟，不僅體現精神欲望的追求與物質利益的滿足，而且還凸顯了文學的社會功能。
文學中的經濟批評
文學中的經濟批評，已經成為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其實，文學文本總是善于表現特定的社會文化現象和時代話語，并且與之互動。經濟批評也不例外，對于經濟批評，國外學者也下過基本的定義，值得參考。
譬如，埃倫·格倫克邁爾等學者在合撰的《重新考慮經濟學批評的價值：用經濟學的視角看待文學與文化》論著中，對經濟批評作了比較客觀的定義：“什么是經濟批評，它對文學和文化研究有何價值？作為起點，我們提出了一個一般性定義，即經濟批評探討文學、文化和經濟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文學研究、文化研究和經濟學之間的相互關系。由于相互關系繁多且歷史變遷不定，經濟批評涵蓋了一系列研究問題、主題和方法論，使其成為一個令人振奮的研究領域。”
該論著還列舉了經濟批評的一些范疇：1.分析文學、電影、視覺藝術如何表現經濟及其構成要素（如貨幣、消費、經濟行為主體等）；2.將有關經濟的非虛構作品（如古典政治經濟學或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文本）作為主要文獻進行研究；3.通過對與經濟相關的活動和現象（如購物、工作、階級等）的研究，對其進行細致的分析；4.研究經濟框架如何影響文學和文化產品的創作以及學科知識的生產；5.探索經濟學、文學和文化研究的術語、概念和方法（如流通、表象、價值、效用）之間的契合點。
就“經濟批評”而言，這一定義以及相應的研究范疇是比較客觀的，其中有多條涉及文學經濟批評的內容。但由于其主要是針對經濟批評，所以涉及文學的內容尚顯不夠全面。盡管文學經濟批評的范疇可能非常廣泛，但以下兩點是比較典型的。
一是人物心理刻畫中的金錢作用。就經濟與文學的關系而言，文學作品中充滿了經濟要素。經濟，尤其是金錢，是文學創作中的一個重要主題，甚至是人物性格特征的重要體現。在揭示人物的貪欲方面，金錢是重要的一環。在《雅典的泰門》中，莎士比亞極妙地勾勒出了貨幣的本質：“金子，黃黃的、發光的、寶貴的金子！……這東西，只這一點點兒，就可以使黑的變成白的，丑的變成美的，錯的變成對的，卑賤的變成尊貴的，老人變成少年，懦夫變成勇士。”在小說《貪贓枉法的審判》中，通過法庭審判，古羅斯揭示了法官對金錢的貪婪。在法院審理中，被告不經意間向法官舍米亞金展示了一袋石頭，可是法官卻誤以為這是用來對他進行賄賂的金銀財寶，于是便作出了有利于被告的判決。在小說《卡爾普·蘇杜洛夫的故事》中，古羅斯通過商人的妻子塔吉雅娜借錢的故事，諷刺了神父和大主教等教職人員的貪婪，以金錢來揭示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甚至對作家的創作心理本身，金錢也具有重要的主導作用，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了還債，用26天時間創作了長篇小說《賭徒》。
二是文學中經濟要素的啟迪意義。在社會歷史進程方面，文學具有引導經濟發展的超前意識。如19世紀40年代果戈理的《死魂靈》中的投機經商描寫，預示了19世紀60年代的農奴制改革模式。中世紀阿拉伯的《天方夜譚》亦為當代數字經濟提供了靈感。19世紀英國著名小說家哈代也同樣關注經濟問題，尤其是他多部小說中所書寫的饑餓等問題。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鄉村，由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入侵，傳統的小農經濟遭遇破產，普通百姓經受貧困的折磨。而俄裔美國詩人布羅茨基的詩句“運河里的水像錢一樣皺巴巴”，則以獨到的意象以及妥帖的比喻映射了20世紀美國的金錢社會。
基于經濟要素的世界文學話語建構
在現代社會，文學家不僅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且是知識商品的生產者。就商品流通而言，只有進入流通，文學作品才能成為商品，成為文化資本。文學翻譯也是如此，它不僅具有精神文化屬性，同時還有經濟交往的商品屬性，而在作為商品的各國文學競爭中，逐漸形成了基于經濟的世界文學話語建構。
雖然經濟全球化與文學并不存在因果聯系，但是，我們無法設想沒有經濟全球化的世界文學的存在。歌德所倡導的世界文學概念在19世紀20年代被推廣和接受的時候，不僅基于深邃的歷史文化淵源，更是基于工業革命之后交通的便捷以及各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交往。
各國之間的文學交流離不開翻譯活動，而文學作品以及學術著作的翻譯也與經濟活動密切相關，文學作品的原創者通過翻譯獲得理想的報酬。同樣，進入“公海”的文學經典，也是在各種譯本的經濟競爭中獲得價值。
可見，作為“上層建筑”的文學離不開“經濟基礎”的支撐，甚至連生態批評一詞“Ecocriticism”，也有著與生俱有的“經濟批評”的內涵，這不僅是跨學科性質的文化批評的拓展，更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本質特征的內在需求。
綜上所述，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以及基于經濟活動的全球化進程，文學與經濟的關聯越發緊密，使得“文學經濟批評”成為可能。文學經典的經濟批評研究范圍極為寬廣，而且具有多方面的功能，能夠幫助我們更加深入地理解作家的創作思想以及文學經典的藝術魅力，探討文學作品除了審美價值之外所具有的文獻價值和認知功能，更能服務于“共同富裕”等國家戰略決策。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教授、浙江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