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釋道對傳統(tǒng)文藝思想的形塑

　日期：2024-07-2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中華思想文化傳統(tǒng)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歷史悠久，從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到隋唐佛學、儒釋道合流、宋明理學，經歷了數(shù)個學術思想繁榮時期。”在長期的歷史演變中孕育出了眾多的本土思想流派，同時也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的養(yǎng)分。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和文化傳統(tǒng)，在互學互鑒中不斷創(chuàng)新，從先秦儒道互補、六朝玄佛合流到唐宋援佛入儒，百川匯流、勝意迭出，形成了波瀾壯闊的思想洪流。儒釋道作為中華思想文化的主流，共同熔鑄、形塑了傳統(tǒng)文藝思想的品格。

　　奠定文化基因

　　三代“六藝”之學的興盛、春秋以后諸子百家之學的蜂起，奠定了傳統(tǒng)文藝思想發(fā)生期的基本特質。晚周以來，政教合一走向了政教分離，子學時代來臨。諸子思想源于以“六藝”為核心的“王官之學”，是三代禮樂文明的產物。班固曾提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陰陽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禮官、墨家出于清廟之守。隨著“禮壞樂崩”局面的加劇，“王官之學”逐漸散落為百家之學，因而圍繞“六藝”的整理與闡釋，構成了百家爭鳴的重要內容。儒家的闡發(fā)、墨家的攻擊、道家的超越、陰陽家的比附、法家的融合，代表了中華思想文化發(fā)生期的杰出成就。思想家們在談論政治、軍事、歷史、倫理等問題時，談經論道、談文論藝，旁及文學、音樂、繪畫、舞蹈等諸多藝術領域，為傳統(tǒng)文藝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倫理、政治、哲學、歷史基礎。

　　諸子之學對立互補、相反相成，但殊途同歸。在對立互補中彌合了不足與偏執(zhí)，在相反相成中奠定了傳統(tǒng)文藝思想的文化基因、價值取向與審美品格。其中所闡發(fā)、所討論、所爭辯的問題，對文藝思想發(fā)生期特征的形成有著根源性的影響。思想家們大都懷有對上古完美社會形態(tài)的歷史想象，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莊子對“至德之世”的景慕，韓非子對三代文明成就的認可等，均帶有不同程度的復古色彩。

　　這種回望歷史的思維定勢助推了思想領域的復古風氣，歷代的文藝思想家大都以繼承古代的思想、手法、風格和體例為天職。要么尊道統(tǒng)而復古，要么假復古之名行變革之實，無不借古人之名抒己心志。同時，在思想譜系與文化心態(tài)上，諸子塑造了上古帝王、圣人的偉大人格與傳承譜系，開啟了中國歷史上道統(tǒng)、治統(tǒng)、學統(tǒng)、文統(tǒng)的思想源頭，構建了征圣、崇史、德治、教化傳統(tǒng)的歷史依據。三代以血緣、宗法、倫理為基礎的思想體系，經由儒道為代表的百家之學的創(chuàng)造性闡釋，根植了倫理道德優(yōu)先、政治教化優(yōu)先的文化基因，奠定了古代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的主要內容以及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的基本格局，這是理解、闡釋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古代精神文化特質的關鍵所在。

　　促進體系建構

　　魏晉南北朝時期，玄佛合流、三家并立，對傳統(tǒng)文藝思想的鼎盛發(fā)展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中華傳統(tǒng)文化歷來被稱為儒釋道三家之學，魏晉南北朝時期，儒釋道三家并立的態(tài)勢初步形成。漢末的社會大動蕩導致了思想文化領域的裂變，西漢以來長期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儒學漸趨式微，多元的思想文化格局迅速形成。如牟子的佛學思想，何晏、王弼的引道入儒，嵇康、阮籍的亦儒亦道，孫綽的儒道佛混合以及道安、支遁等兼擅儒道，均體現(xiàn)出儒釋道三家融合的鮮明特色。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玄學興起、佛教傳入以及玄佛合流。玄學是這一時期主流的哲學思想，經歷了曹魏、西晉、東晉幾個時期，出現(xiàn)了何晏、王弼、阮籍、郭象、張湛等杰出人物。玄學調和儒道，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反響，由此也確立了道家思想在中華文化中的長久影響力。與此相伴，便是佛教的傳入。天竺佛國與華夏道阻且長、文化各異，如何使其真識妙諦為魏晉士人所接受乃佛教的首要任務。道家思想在魏晉時期的復興為佛教思想的融入提供了理論準備，加之同樣有著遁世超俗理念，且以本末、有無、體用等玄遠話題為探討對象的玄學，亦為佛教傳播提供了重要依憑。東晉竺法雅、釋慧遠等創(chuàng)“格義”之法，援引老莊訓解佛理，佛教更呈現(xiàn)出鮮明的玄學化、老莊化傾向，而這一時期的玄佛合流也為玄學的發(fā)展引入了新的質素。六朝時期的思想文化大融合，催生了文藝自覺時期的體系建構與歷史總結，為文藝創(chuàng)作和審美鑒賞的繁榮以及理論總結的鼎盛提供了豐厚的思想文化土壤。玄學、佛學的議題旁及多領域、多學科，涉及本體論、知識論、價值論及語言學、哲學、倫理學等，許多都是前人未曾觸及或者尚未深入剖析的話題。尤其是關于有與無、言與意、形與神、有情與無情、名教與自然等話題的探討，極為深刻地影響了當時的文學、音樂、繪畫、書法理論。

　　魏晉以后，借助于有無、言意、本末、體用等玄學問題的深入探討，批評家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關注外在與內在、現(xiàn)象與本體、有限與無限之間的區(qū)別，文藝批評得以全面深化，這對于六朝以及后世文藝理論批評深度和高度的拓展產生了積極影響。如曹丕《典論·論文》的“文本同而末異”、嵇康《聲無哀樂論》的“聲無哀樂”、陸機《文賦》的“課虛無以責有”等，均有玄學的影子。在理論融合方面，宗炳《畫山水序》的“澄懷味像”，僧肇《涅盤（槃）無名論》的“潛神玄默，與虛空合其德，是名涅槃矣”，王僧虔《筆意贊》的“神采為上，形質次之”，謝赫《古畫品錄》的“窮理盡性，事絕言象”，多有玄佛合流的印記。

　　加之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大量的漢譯佛典，其中的經序，如釋道安的《摩訶缽羅若波羅蜜經鈔序》、釋慧遠的《阿毗曇心序》《三法度經序》、康法邃的《譬喻經序》等，探討佛經翻譯中的一些普遍性問題，其中一些問題也觸及文藝批評。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儒釋道思想融合，為佛教文藝思想在更大范圍內的傳播及其中國化提供了理論上的準備。

　　提供理論資源

　　唐宋以后的佛教中國化、理學興盛，對傳統(tǒng)文藝思想的深入發(fā)展具有重要的推進作用。這一時期的儒釋道經過激烈的辯論與斗爭，在吸收對方之長的同時，補齊自身之短，形成了以儒治世、以佛修心、以道養(yǎng)身的格局。兩漢之際傳入中國的佛教，經歷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玄學化之后，在隋唐時期進入了中國化的新階段。佛教思想彌補了中國原生哲學的不足，助推了宋代理學的興起。這一時期產生了眾多的佛教流派，諸如天臺宗、凈土宗、華嚴宗、禪宗、律宗、密宗等，其中禪宗的中國化程度最深。禪宗一改印度佛教的修行方式與清規(guī)戒律，其“梵我合一”的世界觀、“以心傳心”的認識方法，特別契合玄道思想浸淫的士人心態(tài)。

　　唐宋以后的思想家出入儒釋道，援道入儒、援佛入儒，以儒為宗、以佛道為用，在三者結合的基礎上，建構了儒學的新形態(tài)——理學。以“北宋五子”和南宋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致力于“太極陰陽”“理一分殊”等理氣問題、“未發(fā)已發(fā)”“道心人心”等心性問題、“格物致知”“涵養(yǎng)省察”等知行問題及“天人合一”“心理合一”等天人問題的探討，從而彌補了傳統(tǒng)儒學在形而上層面的缺失。他們在創(chuàng)立新學說體系的同時，也深入系統(tǒng)地探討了文藝、道德、審美方面的一系列問題。理學作為主導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數(shù)百年的學術思潮和社會意識，對中華思想文化產生了全面而深遠的影響。

　　儒釋道的深度融合，為傳統(tǒng)文藝思想的多維發(fā)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理論資源。禪宗作為佛教中國化之典范，形成了以悟性為本的思維方式，深刻地影響了藝術思維理論的發(fā)展。皎然的“但見情性，不睹文字”，司空圖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嚴羽的“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等，皆是禪宗思維方式影響下的產物。佛教中國化與理學興盛，也極大地豐富了中華古典美學的概念范疇體系。諸如禪宗之妙悟、熟參、活法、禪趣，理學之道器、神化、體用、性命等范疇，后來均被廣泛運用于文藝批評活動之中。禪宗、理學之于傳統(tǒng)文藝思想的貢獻，除思維方式與概念范疇外，還有禪宗、理學所倡導的精神境界與審美追求。禪宗提倡“本心即佛”，追求擺脫一切外在羈絆的自我解脫，這種饑來吃飯、困來即眠的適意生活方式極具審美趣味。理學家則認為，人生和藝術乃即體即用、全體大用的關系。“文”不應只是著于簡冊的文章詩賦，凡人生一切可得而見的語默動靜，皆是文章。禪宗、理學所倡導、踐行的精神境界與審美追求，對宋元以后的文藝創(chuàng)作與美學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也在傳統(tǒng)文藝思想的發(fā)展演變歷程中烙下了儒釋道融合的深刻印記。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象喻’批評研究”（23AZW005）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