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

　日期：2024-07-0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在其友人、著名歷史學家趙儷生的追憶中，馮契“似乎是一個天生成的學者，溫柔，內向，早年寫詩和小說，喜歡思維，往深邃的地方思維”。正是豐富的心靈、深邃的思維再加上向民眾去的腳步，令愛智者馮契成為“一個很獨立”“他就是他那個樣子”的人，成為一根“壓不倒的思想蘆葦”，走出了一條具有個性化色彩的智慧探索之路。

　　問道清華，脫穎欲出

　　1915年11月4日，馮契出生于浙江省諸暨市東和鄉馮蔡村的農民家庭。原名馮寶麐（麟），后改名為“馮契”，取“鍥而不舍，金石可鏤”之意。1935年，馮契先后考取南開大學數學系和清華大學哲學系，南開大學有獎學金，清華大學則是作為清寒公費生錄取。馮契最后決定入學清華大學哲學系，“當時的考慮是：要救國，就要有理論，最根本的理論是哲學，我對數學、科學、文學、哲學都愛好，學哲學大概是最能滿足我廣泛的興趣”。進入清華大學，馮契很快被老師們“青眼有加”。大二時，馮契選修了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課，趙儷生曾是馮契的同窗，他回憶說：“馮友蘭先生每講到自認為淋漓盡興的時候，總是向班上說：‘密密密斯忒兒馮馮馮寶麟，你你有什么意見？’引得我們一教室的人既新奇又嫉妒，整個講堂七八十人，你的眼睛就只瞧得上一個馮寶麟？那么我們大家伙只有‘叨陪末座’了。從中可以看出，馮契的脫穎欲出，已經被老有城府的馮老先生覺察到了。”何炳棣也回憶說，這門課得90分以上者，只有三人，馮契第一名，他第二名。

　　1941年7月，馮契本科畢業后，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受業于金岳霖、馮友蘭、湯用彤等先生。在多篇文章中，馮契都深情追憶受教于三位老師的情景：“金先生重視對理論作邏輯分析，通過示范給我嚴格的思維訓練，要求我提出的每個論點都經過嚴密論證。”“湯先生注意依據翔實的資料來獲得貫通的理論，善于啟發，鼓勵我自由思考，去探求玄遠的哲理境界。”馮先生“‘新理學’的真正貢獻在于它將邏輯分析方法運用于中國哲學，使得蘊藏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理性精神得到了發揚”。馮契跟從金岳霖做研究生，讀了金先生的《知識論》手稿和《論道》，從而“真正感受到自己有一個哲學問題非要解決不可”，這就是知識與智慧的關系問題，由此奠定了馮契畢生的哲學探索之路。

　　1987年當代中西哲學演講會，左起郭豫適、成中英、馮契、王元化。 晉榮東/供圖

　　文學青年，戰場“悟道”

　　剛上大學不久，馮契就先后參加了“一二·九”請愿、“一二·一六”示威兩次大游行。此后，1936年1月加入“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5月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北方部，成為左聯清華園小組成員。馮契用“提曼”“洛丹”“鷹潭”等筆名發表多篇小說、詩歌、散文。在以故鄉為背景的小說《哥哥》《拖油瓶》《大毛狗之死》中，他寫受欺辱的鄉下底層者的人生哀歌，既為勞苦大眾鳴不平，也將反抗剝削壓迫、抗日救亡的激越以及對美好未來的期待融在一起，寫下了“現在我更愛北平了。因為他是受辱的武士，落難的英雄。敵人的飛機和暮鴉，在他的頭頂翱翔，他報之以粗豪而凄愴的呼聲——學生和勞動大眾的呼聲。我更愛北平了。因為此地有熱情的面龐和狂跳的脈搏。因為此地有我的兄弟姊妹，他們和我同甘苦共患難”。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馮契九死一生奔赴延安，以筆名“艾提”加入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第一期學習。在八路軍120師實習時，他與帶隊老師何其芳大談英國浪漫主義，同行者回憶說：“艾提出口就是濟慈的詩，‘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美麗的事物是永久的喜悅）’——可了不得，都上前線了，還談論這個”。此外，他還在戰斗行軍的間隙寫出了詩集《北征》。馮契晚年回憶，“在文學創作方面，本來我是想有所作為的”，而在救亡圖存的時代大潮中，馮契最終轉向了更為深邃的哲學思考。古稀之年，馮契向同窗好友談起今后的學術憧憬：“‘詩’恐怕終究像決絕了的戀人一樣，再不會肯轉過身子，回眸微笑了啊！”

　　青年馮契在抗日愛國運動與文學作品中所展現出的對家國命運的擔心、對革命事業的熱心、對勞苦大眾的關心，早在他初中時的習作《革命的人生觀》中就有跡可循。文章于1930年發表在浙江省立第一中學的學生會刊物上，這也是目前能找到的馮契最早的文字。文中他談到“革命的人生觀一定要努力為社會謀進步”，這跟他后來強調“中國向何處去”，培養“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息息相關。而文學這位早年“戀人”也并未如他所想那樣決絕，而是不時地在馮契的哲學創作中“回眸微笑”。

　　馮契最初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便是在“一二·九”運動中。馮契堅信馬克思主義能救中國，有了這種政治上的信念，于是在理論上也滿懷熱情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相信實踐唯物主義的辯證法——這是馮契和他許多同時代人的心路歷程。在山西前線，馮契讀到了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他這樣描述當時的興奮：“這本書當時給前線戰士帶來的興奮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沒有親身經歷、體驗過的人是難以想象出來的。”在大家對抗戰的前途感到困惑迷茫的時候，是《論持久戰》指明了方向，讓人豁然開朗。這本書“以其理論力量一下子征服了我們”。也正是從《論持久戰》中，馮契真正感受到了理論的威力，并認為“它以理論的徹底性和嚴密性來說服人，完整地體現了辯證思維的邏輯進程”。后來他在西南聯大讀到《新民主主義論》，認為這是對一百年來“中國向何處去”問題的一個歷史性的總結，從而堅定認識到要真正搞哲學，就應該沿著辯證唯物論的道路前進。

　　西南聯大，到民眾中去

　　馮契認為，接觸實際，把握時代的脈搏,對于從事哲學研究的人是必要的——“哲學要面對現實，干預人生”。雖然從前線回到了昆明復學，但馮契仍積極投身革命工作，他參加了西南聯大地下黨領導的進步學生組織“群社”，在課余時間從事辦壁報、組織學生學習革命理論和時事政策等工作。

　　馮契認為，走自己的路，就是要堅持人民大眾方向，“魯迅在《出關》中說，同是一雙鞋子，老子的是走流沙，孔子的是上朝廷的。我以為，除了上朝廷和走流沙外，還有另一條路，那就是到民眾中間去”。此前一系列革命實踐中，普通民眾的“真實性格”對他的心靈產生了震撼：“什么樣的時代、環境、條件最有利培養真實的性格？”這正是其“智慧說”的重要論題“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如何培養”所關注的問題。正是到民眾中去的自覺，使馮契意識到，理想人格的塑造是重大的哲學問題，并使他將“平民化自由人格”作為解答這個問題的關鍵。

　　“不論處境如何，始終保持心靈自由思考，是愛智者的本色。”從早年的碩士論文《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說三篇”，馮契畢生的智慧探索留下一個原創性哲學體系，平章馬中西，熔鑄真善美。20世紀50年代，馮契提出的思想命題“化理論為方法”“化理論為德性”，一方面要讓哲學成為方法論，另一方面要讓哲學理論化為有血有肉的人格，只有這樣，哲學才是既可信又可愛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既是馮契智慧說的理論旨歸，也是他一生追求真理的光輝寫照。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