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社會學的多彩世界

　日期：2024-07-0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近年來，我對社會學家潘光旦越來越著迷。為了領會他的“人文生物學”，了解他活動的學術世界，像福柯所說的“知識考古”一樣，我一頭扎進了有關西方和中國社會學史的文獻，回到了一個世紀前社會學的發軔時代。我原本以為那個時代社會學的景況與當代類似，只是帶有一股粗獷質樸的原始風貌。然而我錯了，早期社會學是一個迷人的多彩世界。

　　1928年，俄裔美國社會學家索羅金推出了《當代社會學理論》一書。此書厚達800頁，依次評述了此前半個多世紀的主要社會學流派。作者在序言中指出，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20年代末，社會學理論如雨后春筍一般野蠻生長，構成了一座蔚然可觀的大花園。他寫作此書就是為了將園里的花卉分門別類，供讀者品評鑒賞。

　　索羅金在書中列出的社會學流派包括機械學派、家位學派、地理學派、生物學派和心理學派，它們可能讓今天的社會學者感到陌生。涂爾干等人開創的古典社會學則被索氏稱為“社會學派”（Sociologistic School）。索羅金的劃分標準主要是依據各派學說側重的解釋因素，當時的中國社會學界也使用這種分類方法，如孫本文對民國末年社會學者的劃分。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重點談談地理學派和生物學派。從地理角度解釋社會現象古已有之，20世紀初期，美國學者亨廷頓（Ellsworth Huntington）將這種視角提升到了科學的高度。他收集了大量地理、族群和文化數據，說明氣候影響人類健康和思維，這些因素又決定了人類文明的高下。亨氏據此建立了一種系統的環境決定論——隨著氣候的宜居程度變化，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也會產生顯著變化。

　　亨廷頓曾在中國旅行，指出東北地區的嚴寒氣候提升了“闖關東”移民的品性，因為不能適應當地環境的個體多被淘汰。潘光旦很欣賞他的觀點，翻譯了他的部分著作，還沿著亨廷頓的思路分析中國的國民性，并借用亨氏書中的例子，指出周期性的豐年和荒年迫使生存下來的中國人養成了節儉的習慣，也形成了愛貪小利的性格。

　　生物學派是當時枝繁葉茂的另一大學派。索羅金將側重生物因素的社會學說劃分為五派，這五派雖然觀點各異，但都從進化論中吸取了一些概念、理論和視角，強調人類社會現象具有生物性質。其中“人種、選擇與遺傳學派”在20世紀初期影響最大，英國學者高爾頓（Francis Galton）等人開創的優生學就是此派的“生物統計分支”，法國學者拉普池（Georges Vacher de Lapouge）也是其中翹楚，潘光旦的“人文生物學”就受到他很大影響。

　　在索羅金看來，拉普池的著作很有創新性，認識深刻，他的《社會選擇論》體現了社會學的趣味。拉普池認為，就像自然選擇使物種進化或退化，社會選擇也使人類群體的遺傳構成衰退或改善。人類社會中的自然選擇越來越讓位于社會選擇，如戰爭、政治和宗教等機制，世代更替主要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由此塑造著現代人的品性。

　　索羅金眼中的“大花園”并非只是他的個人觀察。1921年出版的《社會學科學導論》一書由美國社會學家帕克（Robert Park）和伯吉斯（Ernest Burgess）編著。此書收錄了當時各派社會學說的代表作，除了古典社會學和芝加哥學派的研究，還包括很多心理學、遺傳學、生態學和經濟學的文獻。這些文獻并非像索羅金那樣按學派分類，而是歸入人類本性、社會控制、集體行為等不同主題下。1927年，另一本在美國出版的教材《社會學導論》也用兩章篇幅介紹了地理學派和生物學派的理論。

　　不同于當代社會學者的知識結構，生物學是當時美國社會學師生的常識。就在《當代社會學理論》出版的1928年，美國社會學學會有4%的會員將“社會生物學”（social biology）列為他們的研究興趣之一，1.5%的會員將其列為主要研究興趣。“生物社會學”是美國社會學系開設的課程之一，主要講授生物現象與社會現象之間的關系。

　　既然地理學派、生物學派等各種學派在20世紀初百家爭鳴，那么為何我們在今天的社會學會議上很少聽到它們的聲音？有人可能以為這些理論總體上是錯誤的，“社會學派”最終在競爭中勝出，成為后來社會學的主流。這些學派的理論的確含有嚴重的謬誤。例如，索羅金直斥亨廷頓對西方古典文明的解釋只是毫無根據的猜想，即使氣候和文明具有緊密聯系，這種聯系也不意味著直接的因果機制。不過，索羅金在書中仍然對亨廷頓致以“最高的敬意”，因為亨氏嘗試將社會理論建立在一個客觀的基礎上。索氏甚至認為，對任何社會現象的完整分析都應當包含地理因素。地理學派提出了很多有趣的論點，至少其中一部分是真確的。索羅金建議社會學者們去粗取精，將這些理論中接近真理的部分融入社會學體系。

　　還有些學者認為，社會學需要走專業化的道路，如果什么因素都考慮，社會學就會變成一盤大雜燴。美國生物學家威爾遜（Edward Wilson）曾指出，社會科學的開創者有意忽視了自然科學，如此才能表明新生學科的功能與意義。例如，涂爾干強調社會學者必須“從社會本身的性質中去尋求對社會生活的解釋”。這一策略起初頗有成效，社會學家擺脫了自然科學，從外在的環境角度解釋社會行為。索羅金等少數社會學家雖然仍想綜合各類知識，但是現代社會學總體趨于細致的專業分工。到了帕森斯一代學者時，現代社會學理論已經承襲了社會學派的衣缽，并將韋伯等人的作品奉為經典。他們基本沿襲了涂爾干的方法論，其他學派的理論視角都被邊緣化。二戰期間部分國家對生物學、地理學和人類學等學科的濫用，更是導致二戰后社會科學風向大變。社會學中的生物學派自此消沉下去，主流社會學逐漸漠視人類內在的遺傳差異。1967年，一位美國社會學家如此描述當時的狀況：“就生物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任何綜合或研究協作而言，社會學者比其他在這些領域的學者更加抵觸，包括遺傳學者。”

　　社會學的這場大轉型像是將一座花園改造成了一間書房。那個生機勃勃的天地消失了，社會學理論的色調逐漸變得單一和抽象。在社會學的神廟里，韋伯、涂爾干和馬克思享受著“供品”，索羅金站在一旁，高爾頓和亨廷頓則消失得無影無蹤。社會學的課程體系只講授功能論和沖突論等源于社會學派的理論，不再介紹其他學派的思想，實證研究也很少納入生理特征等非社會因素。

　　索羅金曾指出，社會學應當研究三種對象：各種社會現象之間的關系、社會與非社會現象（如地理和生物現象）之間的關系，以及社會現象的總體特征。第二種對象尤為重要，因為只有納入非社會因素，我們才能搞清楚社會因素真正發揮的作用，以及非社會因素如何通過社會因素影響社會生活。二戰以后，承襲社會學派的主流社會學主要研究第一種和第三種對象，基本忽視了第二種對象。學科專業化為社會學建立了清晰的研究邊界，同時也窄化了它的學術視野和問題意識。索羅金即指出，社會現象的復雜性迫使我們采取多種多樣的研究視角，而社會學的“標準化”可能導致這門學科退化為乏味的學究式理論。

　　回望百年之前，社會學曾經有過多個傳統，古典社會學當然是它最重要的傳統。其他傳統雖在后來的社會學發展中逐漸湮滅，遺傳學、生理學、心理學和地理學等學科繼承和發揚了這些學派的思想，現在又為社會學提供了新的理論資源和智識刺激。我在“知識考古”中見證了早期社會學的智慧與理想，也期待未來的社會學重現那個絢爛多彩的初生時代。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