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與資本主義的 深層技術價值重構

　日期：2024-05-0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社會生產出現一種智能化、無人化的新趨勢，“機器換人”的生產革命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形成了新的理論挑戰：人工智能的“勞動”是否創造價值并成為價值的源泉。國內學界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甚多并基本堅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本觀點：“人的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而人工智能則被視為人類勞動的產品，所以只能“轉移”而非“創造”價值。為此，我們只有從創造“人工智能”的人類勞動出發，來進一步理解人工智能是否成為新的價值源泉的問題。

　　非物質勞動與價值“度量危機”

　　“一般智力”是馬克思在“機器論片段”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意指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所呈現出的社會總體智力水平。一般智力的發展蘊含著超越資本主義的解放潛能，這種解放圖景是在一般智力與勞動相分離的條件下繪制的，二者的重新融合則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才有可能。可是在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隨著資本主義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一般智力與勞動的重新融合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趨勢。一種新的經濟范式在信息通信技術（ICT）革命的推動下形成了，其中“提供服務和掌控信息是經濟生產的核心”。隨著經濟范式的轉變，作為資本主義財富源泉的勞動也在ICT革命所推動的交往形式的革新中經歷了一般智力與勞動重新融合的深刻變革。與早期工業時代不同，當代的資本積累對于勞動力的素質有更高的要求，勞動者不能再像從前那樣只是作為機器的附庸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而是必須作為生產過程的主角，熟練地運用數字通信技術與網絡設備。隨著教育的大眾化與職業培訓的普及化，一般智力與勞動就在后工業社會而非共產主義社會重新融合。

　　奈格里與哈特等學者敏銳地捕捉到資本主義的這種新變化，并且為了理解這一變化，他們以一般智力概念為切入點，創造性地提出“非物質勞動”概念，以描述后工業時代勞動形式的新變化?？磥?，非物質勞動是從產品的非物質性角度來界定的，主要包括智力勞動和情感勞動。一種新的時間格局便呈現出來了，生產時間與生活時間現在不再明確區分而是相互融合，非物質勞動時間變得不可度量。同時，非物質勞動也具有不依賴于交換的直接抽象性，這使非物質勞動“向著抽象勞動的位置發展”，而這種抽象性指向了勞動的均質化。隨著生產的計算機化，勞動“可能完全涉及同樣具體的活動——控制符號和信息”，“具體勞動的異質性已趨于減少”。具有直接抽象性的非物質勞動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出了一種區別于物質勞動的時間格局，身處其中的“抽象勞動”（即非物質勞動）的時間已經變得不可度量，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也因此受到挑戰。

　　當代資本主義的技術修復與金融修復

　　雖然勞動價值的時間尺度失去了效力，但“社會生產力和價值的度量仍是資本主義市場所需要的”，因為資本主義市場的運行離不開交換的同一性法則，否則資本主義體系將處于失序的危險之中。但在勞動價值不可度量的情況下，量化又何以可能呢？非物質勞動所生產出的“知識、語言、符碼、信息、感受”，這些可共享的非物質產品有賴于非物質勞動的自主協作，其“社會組織越具有自主性，它的生產力就越高”。在非物質生產的背景下，勞動的自主協作性表明資本已經喪失先前所承擔的生產性角色（如組織生產協作），它不能再直接介入生產過程中，反而只能作為“看客”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

　　追求價值增殖的資本家在面對“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潛在自主協作力量”時似乎有兩個選擇：一是采用人工智能（如“無時不在”的AI監工）等最新的技術手段去監禁他們；二是擁抱工人的自主和協作潛力，承認這是價值增殖與提高生產力的關鍵，同時努力控制它。這兩種選擇分別指向生產領域的技術修復與交換領域的金融修復，二者都是資本量化勞動價值的嘗試。然而，盡管資本家面臨著不同的選擇，但實際上只有第二種選擇才是切實可行的。第一種選擇（以數字泰勒制為代表）會傷及工人的主體性，使其創造力受到限制，從而影響到生產力的提高與利潤的獲得。但第二種選擇又會使資本對勞動的統治從生產的內部退居外部，勞動獲得了相對的自主性，而資本只能從生產的外部通過金融手段來“抽取”共同性的價值。

　　金融的崛起就與非物質生產的出現息息相關，前者實際上為資本主義提供了一種新秩序的可能性。金融資本可以借助金融衍生品的復雜轉換網絡在計算性上量化共同性的價值，從而創造利潤。隨著衍生品“定價系統越來越人工智能化”（如AI衍生品定價系統），價值不可度量的人工智能就將成為資本的價值度量機制的強力技術支撐。為了在勞動價值的客觀時間尺度失效的情況下創造價值度量，金融資本所要做的就是借助人工智能技術手段構建一個獨立于現實生產的資本虛擬世界，使得非物質勞動產品的不可度量的價值被強行量化了。

　　人工智能與當代資本主義的價值度量機制

　　英國學者皮茨認為，非物質勞動所帶來的不是可度量性危機而是可度量性難題。奈格里和哈特的錯誤就在于誤解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將非物質勞動（抽象化的具體勞動）直接等同于形成價值的抽象勞動，所以才會將價值的度量與生產領域的具體勞動時間而非交換所構建的抽象勞動時間相掛鉤。

　　皮茨認為，由于價值生產的設定，資本主義實質上是一個從生產到交換的整體性的勞動循環抽象機制，以至于勞動還未開始就已經具有了“抽象”的形式規定性。以創意勞動為例，公司的財政利益“使得工作生活金融化，并在新技術的嚴密監控下，為每一分鐘的勞動時間引入了投資、預算、度量和貨幣價值的邏輯”。在此意義上，技術修復與金融修復就具有了資本意義上的內在統一性，所以毋寧說是金融與數字泰勒制的合謀，在生產與交換之間創造了度量的可能性。這樣看來，資本主義并沒有陷入可度量性危機，反而借助于新技術創新了勞動的抽象機制。借助于人工智能在生產和交換領域的應用，資本主義實際上創造了一種時間的技術還原機制，重構了一個對勞動的社會度量與通約機制，使其可以解決“非物質勞動”所帶來的價值度量難題，重構其價值的同一性法則，在此意義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實際上指向了這種當代資本主義的深層技術價值重構。

　　今天，人工智能已經從早期的數理邏輯推理、自然語言處理的科學領域與其后的金融領域擴展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機器取代人的社會化、無人化社會生產革命對傳統勞動力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和挑戰，這實際上是馬克思“自動的機器體系”這一現代裝置所具有的社會運動與社會權力機制的當代再現，“產業后備軍”是“機器體系”的一種直接的社會權力效應。人工智能在生產與交換領域的廣泛運用表明，一種作為勞動主體的“人工智能”的出現并不必然意味著價值與勞動關系的斷裂，反而表現了資本主義為維持價值與勞動關系的技術努力。只是通過人工智能的技術中介，資本家直接規避了其和勞動者之間的剝削關系，一種“中立”的勞動者貌似可以替代人完成價值的創造，而實際上是對勞動價值的一種新的確認——人工智能創造的不是價值，而是價值的社會度量機制。人工智能絕非只是技術發展的必然趨勢，而是資本主義為應對勞動的復雜性與豐富性而帶來的價值“度量危機”所創造的一種技術社會物，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回答了當代資本主義技術變革的深層政治經濟學原因。

　　（作者系蘭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哲學社會學院教授；蘭州大學政治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