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深化政治學基礎研究

　日期：2024-05-0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人類社會每一次重大躍進，人類文明每一次重大發展，都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變革和思想先導。”習近平總書記這一重要論斷為加強政治學基礎研究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政治學的基礎研究，包括基礎概念、基礎理論與基礎方法的研究，是實現知識變革、提供思想先導的前提。持續深化政治學基礎研究，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學學科體系，是新時代中國政治學學者必須回答的重要命題。

　　基礎研究這一概念來源于自然科學。范尼瓦爾·布什在《科學：無盡的前沿》一書中提出了“基礎科學→技術創新→產品開發→商業化”的科技發展線性模型，強調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和應用轉化的源頭。唐納德·斯托克斯提出了科學研究的四象限模型，其中“波爾象限”代表了純粹由好奇心驅動的基礎研究，“巴斯德象限”則代表既受好奇心驅動又面向應用的基礎研究，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應用基礎研究。總體而言，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主要由求知欲驅動，是能夠為應用研究奠基的理論性與規律性研究。

　　政治學領域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的分殊植根于古典時代的研究傳統。亞里士多德就明確區分了“實踐知識”和“理論智慧”，為后世政治學的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奠定了基礎。文藝復興后的西方政治學以馬基雅維利為分水嶺，霍布斯、洛克、盧梭等政治思想家們建構了近代政治學的基礎理論。

　　政治學基礎研究的核心是對政治學的基本問題進行深入探討，涉及政治學的研究對象、范疇體系與研究方法。北京大學俞可平教授強調，政治學的基礎研究旨在提供獨特的政治分析工具，揭示政治發展規律，助力未來政治趨勢的預測。由北京大學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主持編撰的多卷本《政治通鑒》，聚焦古今中外的重要政治學經典、改變政治歷史進程的重大政治事件、影響各國政治發展的重要政治人物、對人類政治生活具有廣泛影響的政治思潮、人類有史以來的基本政治制度，填補了中國現代政治學工具性基礎文獻的欠缺，就是一項大型的政治學基礎研究工程。武漢大學譚君久教授也指出，基礎研究是一個寬泛的概念，既包括理論研究，也涵蓋實證研究。基礎研究不僅是理論探索，更是為應用研究與對策研究奠定基石。在當代中國政治學發展中，扎實的基礎研究對于引領原創性與前瞻性的應用研究至關重要。忽視基礎研究將導致應用研究與對策研究的淺薄，進而影響政治學的實踐價值。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強化政治學基礎研究不僅是對國際學術界關于中國政治研究的回應，更是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必然要求。加強政治學基礎研究，不僅要對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等基本問題進行探索，還必須深化重大理論問題的原創性研究，擴展研究領域與議題，創新研究方法，以及在古今中外的政治現象中提煉出具有普遍性的政治規律與公理。

　　一是要增進對重大理論問題的原創性探索。這不僅涉及對傳統政治哲學的深入理解，更重要的是發現這些觀點與當代政治實踐之間的聯系。如19世紀馬克思在工業革命背景下對階級問題的分析以及20世紀羅爾斯關于分配正義問題的討論，都引領了一個時代的研究潮流，中國政治學基礎研究也應當在新的時空條件下重新厘清自由、民主、平等、正義等經典政治學概念的內涵與邊界。在時間維度上，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正在加速重構當前世界的基本結構，諸如新技術如何重塑國家與社會的權力邊界、數字社會中的政治參與和民主實踐與傳統方式的差異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都亟待探討。在空間維度上，如何將政治學的經典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不僅包括對理論本身的延伸拓展，還包括對這些理論在現代中國社會中的適用性的思考。

　　二是要強化跨學科研究。政治學的學科發展歷史證實了其與哲學、經濟學、法學等相關交叉學科的密切關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政治學基礎研究應繼續吸收這些學科的基礎理論和問題意識，同時也需要加強與信息科學、復雜性科學、系統控制論等學科的交流和互動。例如，從哲學中借鑒關于權力、道德和正義的理論視角，增進對政治行為和決策的深層理解；經濟學的博弈論理論有助于分析國家間的戰略互動；而法學中關于法律正當性和制度設計的理論為理解政治制度的運行提供了重要的視角。與信息科學的結合可以豐富對后真相時代政治傳播和公共輿論形成的認識；復雜性科學的理論，如系統動力學，對理解政治體系中的相互作用和變化特別有價值；系統控制論的原理可以應用于分析政治穩定性和變革的機制。這些跨學科的融合不僅夯實了政治學科的學術底蘊，也有助于政治學學者更為全面和深刻地理解政治社會現象。

　　三是要促進研究方法的革新。在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發展歷程中，從“新制度主義”到“行為主義革命”，再到定量研究與質性研究方法的引入，都標志著重要的創新里程碑。新制度主義強調了制度環境對政治行為和結果的影響，重新引領了對政治制度和組織的研究。而行為主義革命則推動了對個體政治行為和心理過程的研究，促進了更為科學和經驗主義的研究方法的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學研究方法需要不斷創新以適應新的社會政治環境。例如，當前的政治學研究可以利用大數據和算法來分析復雜的政治現象，這不僅能夠提高研究的精確性，還能夠處理以往難以觸及的大規模數據。此外，網絡分析方法可以用于研究社交網絡中的政治動態，而包括基于主體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ing）在內的模擬和預測模型則能夠更好地理解和預測政治決策及其結果。

　　四是要敏銳感知和及時回應現實政治中的重大問題。政治學基礎研究不僅需要關注理論的發展，還要對現實政治中的重大問題和趨勢保持敏銳的洞察力，開拓新的研究議題。例如，薩繆爾·亨廷頓對政治文明沖突的研究，以及弗朗西斯·福山對西方模式發展的討論，都是對當時國際政治動態的深刻反思和理論化表達。在當前的全球政治環境中，如科技政治學、宗教政治學等新興領域的探索，不僅展示了政治學基礎研究的新方向，也呼應了政治實踐中的重要走向。例如，科技政治學著重探討科技進步如何影響政治決策和權力結構，以及政治領導和組織模式如何影響科技發展；宗教政治學則關注宗教信仰在政治沖突與和解中的作用。此外，政治文化研究和帝國研究的復興，也為深化政治學基礎研究提供了新的機遇。政治文化研究深入探討不同社會和文化背景下政治行為的差異性和共性，而帝國研究則有助于理解國家之間的權力動態和歷史遺留問題。

　　基礎研究不以實際應用為目的，但基礎研究與前沿研究并非對立的兩極。通過探索理論創新、加強跨學科合作、推動研究方法變革和深入挖掘新的研究議題，中國政治學基礎研究必將迎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貢獻力量。

　　（作者系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