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城市人口與經濟協調發展新格局

　日期：2024-03-0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持續推進，城市人口規模分布呈現“人口集聚”與“人口收縮”并存的非均衡現象，具體表現為大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迅速擴張、中小城市相對收縮的兩極分化傾向，這與國家制定的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城市化戰略存在差異。同時，伴隨著更為快速和便捷的交通工具如高速鐵路和高速公路的普及，人口空間流動性普遍增強，使得城市人口增長呈現明顯的空間關聯性特征。因此，充分認識到城市人口規模在城市體系優化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城市人口有序增長和城市體系合理優化的可行路徑，為政府部門制定人口規劃和高質量發展政策提供參考和建議，對推動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城市人口增長的協同效應

　　中國城市人口規模呈現明顯的空間集聚特征。1990年以來，隨著大規模人口向城市集聚，地理分布呈現明顯的空間非均衡特征。國家層面上，中國城市人口分布基本符合著名的“胡煥庸線”，總體上呈現“東密西疏”格局。雖然中西部地區人口向東部沿海地區持續高強度集聚的趨勢有所轉變，但“胡煥庸線”仍然保持高度的穩定性。區域層面上，人口流向主要是從中西部地區流入東部沿海城市，總體呈現“大規模遷移、小規模集中”格局，珠三角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是中國城鎮人口的高度集聚地。總體來看，中國城市人口分布與其周圍相鄰城市存在較高的空間自相關，局部空間集聚特征尤其明顯。

　　城市人口增長存在顯著的協同效應。一是中心城市對外圍城市人口增長具有空間溢出效應。中國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密度顯著高于外圍城市，存在明顯的空間梯度特征。基于“中心—外圍”理論，中心城市因具有較強的資源行政調動能力，對人口和要素聚集具有較強的吸引力，且人口承載力會隨著城市規模效益的提高而增加，會對外圍城市人口增長產生空間競爭效應。隨著人口和產業集聚的增強，中心城市會通過示范、輻射和共享效應促進外圍城市人口集聚和經濟發展，會對外圍城市人口增長產生空間溢出效應，使得相鄰城市間互相激勵、采取相似策略促進人口增長。二是中小城市人口增長對大城市具有借用規模效應。城市之間普遍存在阿隆索提出的借用規模效應，尤其是中小城市對大城市的借用規模效應更為明顯。外圍中小城市可以通過“借用”大城市集聚效應和避免擁擠效應等負外部性來促進自身人口增長，形成外圍城市人口增長的借用規模效應。三是城市間人口增長存在顯著的正向同群效應。在城市體系結構視角下，城市間存在共生與競爭的交互影響，政府間的行為會發生策略互動，呈現出趨同的特征。在地方政府競爭和策略互動作用下，當某城市政府采取積極措施增加人口規模時，其相鄰城市會采取對應的模仿策略，使得互相學習和競爭成為城市間人口增長策略互動的來源。城市人口規模是一個不斷增長的過程，也是一個城市自身經驗積累和自我完善的過程。因此，城市人口增長可以通過自我學習和經驗積累來不斷更新和強化自身行為決策的實現。同時，城市人口增長過程中存在互相學習和借鑒經驗的模仿行為，不僅相同規模城市會相互學習和借鑒人口增長經驗，不同規模城市間也會學習和模仿其他城市行為決策以擴大人口規模，且人口規模較大的城市更容易成為模仿對象。此外，城市人口規模也是城市間互相競爭的結果，城市政府會為了吸引人口進入而采取各種競爭策略，如公共服務供給和戶籍制度等，以實現自身人口增長的目標。

　　城市人口合理分布和有序增長是促進城市體系合理化的基礎。伴隨著城市區域化和網絡化發展趨勢的演進，中心城市集聚效應的作用范圍呈現區域化特征。通過分享、匹配和學習等途徑或機制影響外圍城市，尤其是隨著交通運輸、產業轉移、要素流動不斷增強，城市人口協同增長特征日趨明顯，會加速重塑城市體系的人口空間布局形態。城市人口規模體系合理化是以人口自由流動和遷移為前提，在集聚效應和擁擠效應共同權衡作用下的結果。現有研究強調戶籍制度對人口流動的限制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城市體系優化，在戶籍制度改革不斷推進的情況下，城市人口流動障礙逐漸消除，而公共服務供給等其他因素對人口流動的限制作用逐步增強，使得城市體系結構呈現新的特征和趨勢。

　　城市人口與經濟的空間分布錯配

　　由于受到地理特征、資源稟賦、產業基礎和政策紅利等因素影響，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格局呈現明顯的空間非均衡特征，區域層面呈現“東強西弱”和“南北分化”特征，城市層面呈現“行政等級偏向”特征。隨著新型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不斷推進，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內陸地區、高等級城市（包括直轄市、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城市）與低等級城市（包括地級市和縣級市）之間的差距已經成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差距，具體表現為人口與經濟空間分布錯配，即中國經濟在向東部沿海地區或高等級城市集聚時，人口并沒有相應程度地隨之集聚，使得人口集聚滯后于經濟集聚，城市人口與經濟空間分布呈現明顯的錯配特征。

　　根據1990—2020年全國層面城市人口與經濟規模數據發現，城市人口規模分布從集中走向均衡，總體呈現明顯的扁平化趨勢，即隨著時間推移，城市人口規模分布更加均衡；城市經濟規模分布卻從均衡走向集中，總體呈現明顯的分化趨勢，即隨著時間推移，城市經濟規模分布越來越不均衡，經濟規模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城市。由此可見，城市人口與經濟規模分布呈現空間分布錯配的現象。具體來看，人口與經濟分布一致性的城市數量逐漸增加，人口集聚低于經濟集聚的城市數量持續減少，而人口集聚高于經濟集聚的城市數量增加較快。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在于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城市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經濟集聚水平不斷提升，與此同時，戶籍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入也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口進入城市，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許多城市人口集聚低于經濟集聚的狀況。高等級城市和東部沿海城市充分利用地理區位和政策紅利等因素快速發展經濟，吸引大量流動人口進入，對其他城市的人口增長產生了較強的抑制作用，使得人口集聚高于經濟集聚的城市數量不斷增加。

　　從不同城市類別看，城市人口與經濟規模主要集中在高等級城市，縣級市所占比重較低，且僅東部地級市人口與經濟分布呈現較好的空間一致性，其他等級城市均表現出明顯的空間非均衡特征。造成該現象的原因可能在于等級越高的城市也是經濟越發達的城市，使得其經濟集聚水平較強，而由于戶籍制度的政策約束和社會福利等公共服務供給差異使其人口集聚水平受到限制，由此形成人口集聚滯后于經濟集聚的現象；等級越低的城市恰恰也是經濟發展較落后的城市，其經濟集聚水平相對較弱，而隨著戶籍壁壘逐漸消除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逐漸推進，使其人口集聚水平不斷提升，由此形成人口集聚高于經濟集聚的現象。這兩種現象的存在最終造成全國層面上城市人口與經濟空間分布的錯配。

　　構建合理的城市人口—經濟體系

　　城市人口持續增長是城市化進程的顯著特征，它會通過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促進本城市經濟增長，也會通過外溢效應促進相鄰城市經濟增長。合理的城市體系能夠促進城市經濟績效提升，有助于推動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

　　一是重視城市人口增長的協同效應，促進城市體系合理化。由于城市人口增長存在顯著的協同效應，這就需要城市間加強交流合作，充分發揮人口增長的空間依賴性和外溢性，促進人口在城市間自由合理流動和有效集聚。政府相關部門在制定政策時，應該充分注重不同規模城市的空間關聯性，在充分利用城市自身比較優勢的基礎上使城市人口增長互相依存、共同發展，既要發揮大城市的集聚與輻射效應，也要注重中小城市的容納與吸收作用，形成多層次城市人口增長格局。通過促進城市人口空間集聚與協調發展，最終構建城市人口規模合理布局的城市體系，從而高效優化要素資源分配和充分發揮集聚或擴散效益優勢。

　　二是推動城市人口與經濟空間分布逐步走向均衡。突破點在于制定切實有效的措施，破除人口與要素流動的壁壘，通過實施人口向高等級城市集聚和產業向低等級城市轉移的策略，在保持高等級城市人口增長的同時促進低等級城市經濟增長，實現城市人口規模與經濟規模相匹配，最終實現區域經濟均衡發展。對人口集聚高于經濟集聚的城市而言，應該充分利用城市經濟發展和人力資本的影響效應提高其經濟集聚水平，既要注重利用自身優勢發展經濟，擴大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提高自身經濟集聚力，又要注重提高其人力資本水平，充分發揮其帶來的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而增強城市經濟集聚。對人口集聚滯后于經濟集聚的城市而言，應該充分發揮產業結構和宏觀政策干預的影響效應提高人口集聚水平。一方面，要結合地區城市產業基礎和優勢，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升級，培育壯大第三產業，為外來人口提供良好的產業基礎和就業崗位，進而不斷提升其人口集聚水平。另一方面，持續增加公共財政支出，通過提高城市公共服務質量，以吸引更多人口向城市集聚。同時，各城市在制定自身人口與經濟發展戰略時還應該充分考慮城市間存在的空間聯系，通過加強與周邊城市的交流合作，發揮城市間各種要素的空間依賴性和外溢性，促進要素自由合理流動和有效集聚，增強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聯動效應。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城市體系視角下人口增長的協同效應與空間格局優化研究”（22BRK018）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