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明：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使命

　日期：2023-06-0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這一重要論斷不僅強調了中華民族走自己道路的必然性，而且指明了這條道路與中華文明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本質聯系。

　　自近代以來，由于現代性在特定階段上的權力開辟出“世界歷史”，并且架構起一種基本的支配—從屬關系，從而使得世界上的任何一個民族——如果它不想滅亡的話——都被卷入到普遍的現代化進程之中。但是，現代化的展開和實現，又必然取決于某一民族所處的社會條件和歷史環境：任何一個民族的現代化進程，只有根據其特定的社會條件和歷史環境來具體化，才是真正現實的。由于中國式現代化是根據中國特定的社會條件和歷史環境而來的現代化，所以它必然是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而在中國的國情中，本質地包含著中華文明的基本性質和中國文化傳統的總體特征。也就是說，中國是在其獨特的——與西方非常不同的——國情及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提出并執行自己的現代化任務。

　　因此，要論及當代中國的發展道路，就根本不可能撇開或脫離這一現實的前提。作為獨特國情之本質重要的部分和文化表現，傳統確實是并且也應當被理解為一個本質重要的前提；只有在這一前提的基礎上才談得上中國的獨特的現代化進程，才包含著中國發展道路的真正意義和有效作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華文明的傳統是強有力的，正像它的現代化訴求是強有力的一樣；中國近代以來的現實發展道路是受這兩方面的相互關系制約的，是在這兩者矛盾的持續張力中表現自身之獨特性的。一句話，從古代中國至現代中國和未來中國，既是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也是當今中國道路發展的必然趨勢。這一趨勢使得中國的當代發展必然走自己的道路，使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必然成為中國式的現代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中國長期以來的歷史性實踐，十分清晰地印證了其文化傳統之深厚廣闊的支配力和遼遠恒久的影響力。如此這般的情形，給無數觀察家和思想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謝林在感嘆亞述、米底、波斯、希臘和羅馬等古老帝國的沒落之際，大大地驚詫于中國像一條不知其源頭的河流始終在從容地流淌。如果說這種國運與其文化品格有關，那么可以說，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是如此地獨特和堅韌，以至于這個民族實在應該被稱為一個“偉大的、獨特的例外”。二戰以后，費正清同樣指認了這一點：中國雖然有不斷的變化和千差萬別的情況，卻從不脫離其文化上和制度上所特有的總格局，“總之，制度和文化的持續性曾經產生了體現為氣勢磅礴和堅守既定方針的慣性，而并非不動的惰性”。

　　當我們強調中華文化傳統對于我們歷史進程來說的重要性時，絕不意味著可以由此來淡化或貶低我們所面臨的現代化任務。恰恰相反，現代化對于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來說，乃是最為重大最為根本的任務，甚至傳統文化的課題和意義領域也是由此任務而被開辟出來的。這一任務需要大規模的對外學習，需要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個方面開展出它的現代化實踐。這樣的現代化實踐意義極為深遠，以至于對它的評價無論怎樣都不會太高。但是，如果說，現代化的普遍任務要根據特定的社會條件、歷史環境和文化傳統來具體化，那么，我們就會充分意識到，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中華文明的基本性質，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征就必然會突出地顯現出來，而一個民族（特別是“軸心期民族”）的文化定向就必然在這一進程中具有本質重要的意義。謝林曾引證文德施曼的結論說：在此起作用的肯定不是某種主觀構造的東西，而是強有力的文化原則——它是如此地強大，以至于外來的東西只能在其自身教化范圍內維持一段時間，并很快被這一原則所固有的力量所同化并從屬于它。

　　中國的現代化任務意味著我們必須大規模地對外學習，也意味著外來文化大規模地進入到中國；但這一過程絕不可能將中華文明的本質特征一筆勾銷，也絕不可能將中國文化的傳統一筆抹殺，而是意味著需要經歷“文化結合的鍛煉”。黑格爾在講到古代希臘文化創造的時候曾說，古代希臘人既有自己的傳統，又面臨著更加強勢和優越的東方文化（當時希臘人的宗教幾乎是各種東方宗教的一場混戰）；正是由于經歷了文化結合的艱苦鍛煉，希臘人才獲得了他們應有的活力，并開創出他們勝利和繁榮的時代。就文化結合的鍛煉來說，佛教的中國化是如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更是如此。在文化結合的進程中，一方面是包容性在起作用，即能夠接納和容受外來的文化；另一方面則是創新性在起作用，而這種創新性是以文化上的自我主張為前提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講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時所說的那樣，“結合”的結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

　　但是，我們對文化傳統的強調，絕不意味著開歷史倒車的浪漫主義，這種浪漫主義只是在幻覺中試圖返回到遙遠的古代。真正的文化傳統絕不是純粹的過往，而是依然活在當下的過去。文化傳統的精華是在漫長的歷史行程中汰擇檢選出來的東西，也是在當今中國的歷史性實踐中生成的東西，尤其是在展開過程中表現為必然性的東西。正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性實踐為其文化傳統的接續提供了一切可能性的前提；這一實踐所要求的發展，不僅打開了傳統本身所固有的鎖閉形態，而且為這一傳統的取舍和光大創造了條件并制定了基本方向。由此而形成的發展道路必定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但這種中國特色卻并不僅僅歸結為既有的傳統，毋寧說中國特色的歷史性實踐為既有的文化傳統開辟出真正的意義領域和活動空間。一句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依循這一發展道路的實際取向而被開啟、被重建并且被復活的。這個過程，或許可以被稱為“實體性內容的再度青春化”（黑格爾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式現代化展現出它所承擔的新的文化使命——這一使命不是返回到純粹的過往中去，而是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唯物史觀作為歷史科學的劃時代發現，應當成為研究中華文化傳統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方針。正因為唯物史觀乃是研究的“指南”，所以它不可能也不應該取代具體的專門研究。恩格斯在他的晚年書信中這樣寫道：“我們的歷史觀首先是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的方法。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然后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這樣的研究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使命，當然需要堅定文化自信，也就是說，要“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但這樣的獨立自主又絕不意味著孤立主義和自我封閉。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那樣，要秉持開放包容——這種開放包容是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即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從而在這樣的基礎上不斷培育和創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作者系復旦大學文科一級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