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自覺”

　日期：2009-10-27   來源：光明網(wǎng)

一

　　提出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自覺”，主要是基于這樣幾個方面的考慮：

　　第一，在總結中國社會學恢復和重建30年來所取得的驕人成績的同時，我認為應該明確，總結過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握現(xiàn)在、規(guī)劃將來。而要正確把握現(xiàn)在、規(guī)劃將來，“理論自覺”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第二，要把費孝通先生關于“文化自覺”的思想落實到社會學領域中來。社會學“理論自覺”是“文化自覺”在社會學領域的貫徹，也是對文化自覺的一種繼承和發(fā)展。

　　第三，中國社會學界確實存在對自己的發(fā)展目標模糊、定位不清的情況，確實存在那種對外國理論照抄照搬、亦步亦趨、拔高甚至神化，還自以為站在社會學前沿的邊陲思維，因而確實存在把自己從歐美強勢社會學中解放出來、正確定位自己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同樣離不開“理論自覺”。

　　那么，什么是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自覺”及其使命、目標呢？這種“理論自覺”的艱巨性、重要性表現(xiàn)在什么地方呢？根據(jù)費先生的論述，結合我國實際，在我看來，可以這樣來表達：

　　第一，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自覺”，是指從事社會學教學研究的人對其所教學和研究的社會學理論有“自知之明”，其含義也應該包括對自身理論和他人理論的反思，對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中外不同理論之間的關系。

　　第二，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自覺”也具有自己的雙重使命，即一要努力創(chuàng)造自己的有中國風格的理論，二要正確地對待其他各種理論，特別是外來的理論。對文化自覺或理論自覺來說，這兩方面缺一不可。

　　第三，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自覺”同樣也要把握兩個自主，即加強自己在理論轉(zhuǎn)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會學學科為適應新情況而進行的理論選擇、理論創(chuàng)造的自主地位。這兩個自主所要求的自主性，對文化自覺和理論自覺來說，都是具有根本性質(zhì)的。

　　第四，中國社會學“理論自覺”的艱巨性主要表現(xiàn)在它不能不是一個思想解放的過程，即從西方強勢社會學理論和社會理論中解放出來、正確定位自己的過程。

　　第五，中國社會學“理論自覺”的重要性體現(xiàn)在它也是當今時代的要求,是當前形勢提出的急迫問題，只有遵循“實事求是的精神”才能達到。這里“實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費老所說的，既不是要“復舊”,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也即既要避免對自己文化的國粹主義，也要避免虛無主義。同樣，中國社會學既不能看輕自己，抬高他人；也不能反過來看高自己，看輕別人，特別不能只承認外國人的理論是理論，不認可中國人的理論也是理論。

　　由上可知,“理論自覺”是一個具有廣泛內(nèi)容的概念。既然如此，那么，“理論自覺”中首要的自覺是什么？這就不能不涉及一個非常根本的問題：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中國社會學，或者說，中國社會學把什么樣的社會學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是世界眼光中國氣派兼具的中國社會學，還是西方社會學某種理論的中國版？自覺到我們的目標是世界眼光中國氣派兼具的中國社會學，而不是西方社會學某種理論的中國版，是中國社會學界對自己的理論反思，也是對別人的理論反思的結果，是對自己所教學所研究的社會學理論和社會理論的自知之明——這是“理論自覺”的主要內(nèi)容，是“理論自覺”的首要自覺。

二

　　中國社會學“理論自覺”的目標和主要內(nèi)容確定之后，需要著重討論的便是實現(xiàn)“理論自覺”的途徑。筆者試圖結合實際，對幾條主要的途徑做一些簡要探討。

　　1、對“兩類挑戰(zhàn)”做出自己的理論概括

　　這里所說的“兩類挑戰(zhàn)”指世界性的“人類困境”和本土性的“六大挑戰(zhàn)”。

　　世界性的“人類困境”主要指“當代到處存在的不穩(wěn)定性”，也就是現(xiàn)代風險。“人類困境”有多種表現(xiàn)形式，例如新型疾病，恐怖威脅，全球性的文明認同危機，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fā)的全球金融危機，全球變暖引起的生態(tài)危機等等。今后還會出現(xiàn)人們尚難以想象的、形形色色的新“人類困境”。

　　本土性“六大挑戰(zhàn)”主要指與中國社會建設、社會發(fā)展、社會轉(zhuǎn)型緊密相聯(lián)的特殊挑戰(zhàn)：第一，在市場經(jīng)濟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會共同體的挑戰(zhàn)；第二，在價值觀開放多元的時代促進意義共同性的挑戰(zhàn)；第三，在社會分化加劇的情勢下落實公平正義的挑戰(zhàn)；第四，在社會重心下移的情況下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戰(zhàn)；第五，在發(fā)展主體總體布局上理順三大部門關系的挑戰(zhàn)；第六，在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情況下建設“兩型社會”的挑戰(zhàn)。這些挑戰(zhàn)無疑是更經(jīng)常、更具有基礎意義的。

　　理論自覺的根本途徑是立足現(xiàn)實。在當前要立足國內(nèi)外的現(xiàn)實，就要直面影響國際社會和中國社會生活最大的上述世界性的“人類困境”和本土性“六大挑戰(zhàn)”，用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調(diào)查、研究、概括、總結，這樣才會形成有新意、有原創(chuàng)意義的社會學理論和社會理論，才能避免種種“無根”的理論，才能真正做到“理論自覺”。

　　2、對“傳統(tǒng)資源”做出自己的理論開發(fā)

　　我國的傳統(tǒng)學術資源源遠流長，十分豐富。從社會學學科的角度出發(fā)，筆者把我國的傳統(tǒng)學術資源分為前后相連的兩大類：一類是中國社會學產(chǎn)生前的，屬于中國社會思想史的范圍；一類是中國社會學產(chǎn)生后的，屬于中國社會學史的范圍。因此，寫好這兩本史的教科書，把中國歷史上不同于歐美的社會思想、社會學理論等理論內(nèi)容真正開發(fā)出來，非常重要。我歷來主張，我國社會學系的學生必須要學這兩門史，否則，對自己國家這方面可資開發(fā)的寶貴資源都一無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一味學歐美的東西，就很難期待他有什么“理論自覺”。

　　在中國社會思想史上，先秦的社會思想非常重要，其中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子百家的社會思想尤其重要；在中國社會學史上，我們的先輩社會思想家、社會學家們提出、創(chuàng)造了不少社會學理論，這些理論為社會學中國化做出了貢獻，包含著不同于西方的理論成分，我們應當實事求是地對這些理論做出梳理，把其中包含的屬于中國的理論內(nèi)容開發(fā)出來，完成理論自覺的使命。

　　3、對“西方學說”做出自己的理論借鑒

　　對“西方學說”做出理論借鑒，主要是指中國社會學要自覺學習、借鑒歐美強勢社會學的精華和適用之處，使自己能夠用世界的眼光，從整個人類實踐的高度來解釋中國社會和建構中國的社會學理論，從而使自己真正成為世界社會學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養(yǎng)和提高同國際社會學界平等對話的能力和實力，并在改變學科和學術的話語權一直由西方壟斷的局面方面做出中國社會學家自己的貢獻。

　　在當前，對“西方學說”做出自己的理論借鑒，我認為主要要注意四點。

　　第一，對西方理論的普適性要有正確的理解。世界上沒有純粹的普適性或普遍性，只有與特殊性相聯(lián)系的普適性或普遍性。西方理論是概括西方社會實際、適合西方社會產(chǎn)生的。因此，它同樣是普適性與特殊性的統(tǒng)一。這一點是社會學需要本土化、中國化的理論根據(jù)，也是正確的理論借鑒的依據(jù)。任何把統(tǒng)一雙方截然對立起來，一方堅持純粹的普適性，一方堅持純粹的特殊性，這樣的爭論，不會有任何積極的結果。

　　第二，要進一步強化社會學的本土化。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歐美社會學尤其是美國社會學一直居于社會學世界格局的中心，成為強勢社會學，壟斷著世界社會學的學術圈，且具有文化霸權的傾向。要打破這種學術壟斷和文化霸權狀態(tài)，中國社會學界必須強化社會學的本土化，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會學理論方法或流派，提高在世界社會學界的地位，改變學術上對歐美社會學的依賴關系。這是一個思想解放的過程。沒有這樣的思想解放，正確的理論借鑒不可能實現(xiàn)。

　　第三，對西方理論要有分析、識別的能力。例如對布洛維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是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就需要做實事求是的分析、識別工作。

　　第四，要打破西方的“學術話語”壟斷權，就要創(chuàng)造自己的理論、自己的概念、自己的術語。中國社會學需要越來越多像“差序格局”、“社會運行”這樣由中國社會學家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術語。

　　4、對“中國經(jīng)驗”做出自己的理論提升

　　全球獨一無二的“中國經(jīng)驗”、“中國模式”是中國社會上下結合、共同探索、互動創(chuàng)新的結果，其中三個層次的相互推進十分明顯：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進，又有基層“自下而上”的推動，還有各個地方、各個部門連接上下的促進。這三個層次，通過理論創(chuàng)新、制度創(chuàng)新、價值重塑、共同創(chuàng)作、不斷完善，融合成具有獨特氣派、獨特風格、又有某種普遍意義的“中國經(jīng)驗”。

　　在“自上而下”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創(chuàng)新性的社會主義。以人為本，全面、協(xié)調(diào)、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科學發(fā)展觀的提出，構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問世，社會和諧被確定為社會主義的本質(zhì)，改善民生問題被確定為社會建設的重點，公平正義被確定為社會建設的目標，就是幾個標志性里程牌。

　　在“自下而上”方面，隨著中國社會重心日益下移，全國范圍的社區(qū)建設和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建設正在蓬勃開展。我們在全國各地的調(diào)查和考察表明，中國城鄉(xiāng)基層社會，通過制度創(chuàng)新，正在把社會公平正義落實到我國微觀制度的方方面面。

　　連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經(jīng)驗的，是各個“地方經(jīng)驗”。在對當今中國城市社會建設展開的實地考察中，我們先后領略了“武漢經(jīng)驗”、“廣州經(jīng)驗”、“深圳經(jīng)驗”、“鄭州經(jīng)驗”等，2008年又有幸與“杭州經(jīng)驗”相遇。

　　在三個層次中，中央經(jīng)驗是中國經(jīng)驗的核心、靈魂和指導。地方經(jīng)驗、基層經(jīng)驗的重要性則在于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經(jīng)驗”一個個亮點、一個個支點，共同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種新型社會主義歷程的一個個軌跡點、成長點。中國社會學有義務對整個中國經(jīng)驗、對不同層次的中國經(jīng)驗進行調(diào)查研究，做出自己的符合實際的理論概括，以提升自己的理論品質(zhì)、學術水平，在這一方面完成理論自覺的使命，使自己的理論成為與中國社會發(fā)展、中華民族復興、中國人民生活品質(zhì)提高密切相關，因而具有生命力的常青理論。（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