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特區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討會發言摘要２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盧中原：

  深圳應創新升級

  助推轉型

  我講兩個觀點：第一個觀點，先行先試、再闖新路；第二個觀點，創新升級，助推轉型。

  先行先試，勇闖新路是深圳３０年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但是今天的探討不僅是回顧，還要對深圳未來發展做一些展望。因此第一個觀點重在再闖新路，把“勇”字換成“再”字。為什么我提出這個觀點？主要是我們國家目前發展狀況、發展階段的變化以及我們國內各個區域分別推出本地區的發展戰略，深圳經濟特區的周邊已經崛起很多新的區域熱點，所以我認為深圳下一步仍然要考慮如何通過先行先試、再闖一條新路。

  十幾年前，在同一間會議室我們討論過“特區不特”的爭論，現在這個爭論應該平息了，特區還要特，特不是爭優惠，而是爭先行先試。我們深圳下一步就要爭取先行先試，再闖一條新路來。

  第二個觀點，創新升級，助推轉型。深圳３０年的發展，可以說也是這樣一條路徑，這樣一種思路，但是現在看來，這條思路、這個路徑走得不平坦，其中也有這樣那樣的爭論，在決策層也提出來不同的思路，比如深圳曾經提出來要適度重化工業化。作為一個學者，我提出個人的觀點，這個思路可能大家認為不一定合適、不一定適應深圳發展需要，但是在幾年前這個思路提出來確實影響還是很大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在幾年前就明確提出中國正進入重化工業化階段，這個階段是用數據得出來的，而不是我們的主觀想象，向全國鼓噪都要搞重化工業化，我們始終講要發揮本地資源的區域優勢、比較優勢、要素組合優勢，一定要有地區特色，而不是都搞重化工業化。

  下一步深圳面臨的國際環境和挑戰我們應當密切關注，現在美國提出要成為第一出口大國，加強制造業。法國也提出要貼“法國制造”這個品牌。日本也提出新增長戰略應對老齡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振興日本的制造業。發達國家并不是把制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而是保留了高端、戰略性的先進制造業，這是決定一個國家核心競爭力最關鍵的基礎部分。

  因此，我想下一步中國的發展方式轉變，要靠我們的創新、升級來推動，深圳的下一步發展同樣要依靠更多的創新和產業升級。產業升級的主要內容我想深圳應該立足于現有的技術層次高、產業層次高、智力資源豐富的優勢，著力發展戰略型新興產業，特別是以綠色、智能、可持續為特征的新能源產業，我們要牢牢把握這個機遇以及所帶來的挑戰，在這方面多下功夫，助推深圳的產業升級和發展方式轉變。

  （楊麗萍 整理）

  ■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長于平：

  深圳有條件發展

  音樂劇產業

  美國有“好萊塢”、印度有“寶萊塢”，深圳能否通過打造音樂劇產業搶占這一先機，華僑城是不是可以打造一個“華萊塢”？或者借鑒“百老匯”經驗打造一個“百藝匯”？他相信深圳能在文化建設上有更大進展。

  我去年轉崗到文化部科技司之前，一直在文化部藝術司工作。因此，對深圳的演藝文化建設一直比較熟悉，這些年來深圳出了不少藝術精品，但總的來說，深圳的演藝創作是有質量，但缺數量；有產品，但缺產業。

  這幾天我在深圳讀了三篇有關深圳文化建設的文章，很有感觸和啟示。一篇談的是深圳文化建設的歷程：第一階段，是最初的“大家樂”廣場文化階段，這個主要由打工者來創造；第二個階段，是快速增長和休閑消費需求催生的歌舞廳娛樂文化；后來，深圳文化建設主要是加強建設文化設施、組織藝術節、演出高雅藝術，提升整個城市文化格調，還有像文博會這樣培育文化市場的新階段。基于上述三個階段，我認為，深圳是否可以考慮在業態建設方面做一點工作。

  我認為，深圳仍然還可以成為文化的“橋頭堡”。在對深圳文化生活進行精神分析時，有些人認為經濟的發達并沒有必然形成審美文化的領先，有些人認為深圳文化沒有定型、充滿矛盾與混雜，甚至對文化學者余秋雨提到深圳是文化的橋頭堡有點疑問。不過，目前深圳這個文化“橋頭堡”所要做的恐怕不是結算，而是繼續引領。

  第三篇文章是有關對深圳文化建設的取向問題，我認為深圳應該在四方面加以努力：一是要探索從文化主旋律層面使傳統文化煥發出新的光芒；二是探索從全球視野激活多樣性文化的生命力；三是建立一種創新型、智慧型、力量型城市文化形態；四是探索實現公民文化權力的新型模式。作為文化資源十分貧瘠、文化底蘊并不深厚的新興城市，深圳文化產業為什么能崛起？為什么能夠在新興文化領域占領制高點？因為深圳文化領軍企業有一個共同特征：運用了科技手段，實現了文化與科技高度融合，文化與科技結合是深圳文化產業發展基本特色和基本經驗，也是深圳文化產業抵御金融危機的根本法寶。

  深圳特區文化建設突出體現為文化創新體系的建立，文化傳播能力的增強和文化發展領域的拓展。在這樣的文化成就基礎上，深圳有條件謀劃高科技含量產業化運作的音樂劇產業。音樂劇不僅僅是一種藝術品種，實際上是一種舞臺劇新興的產業。２００２年，我帶著一個小組到日本和美國考察音樂劇，以后又在倫敦西區考察過音樂劇，當時回來寫了一整版文章，發表于２００３年３月９日的《深圳特區報》上，當時我認為，如果我國要進一步發展文化產業，舞臺表演相對是滯后的。建立這樣一個市場，實際上可以選擇深圳首先來嘗試。

  (王湛 整理）

  ■全國政協常委李君如：

  公民要有更多知情權

  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深圳經濟特區已經走過了３０年的路程，應該講創造了許多重要的經驗，我想在這里就深圳的經驗問題談我自己一些看法，主要有四點。

  第一，在思想解放中發揮深圳的區位優勢。深圳經濟特區本身就是解放思想的產物。特區建立后怎么搞呢？當年深圳創造性發展被稱為“三來一補”的新經濟，對此當時很多人不理解，還有人認為“租界”又回來了，但是正是這“三來一補”發揮了深圳區位優勢，功不可沒。所以深圳今天再往前走，不應該否定過去，而應該總結其中經驗。所以經驗就是解放思想中發揮深圳的區位優勢。

  第二，改革創新求得深圳快速發展。小平同志曾經說過，深圳搞的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就是創新，就是改革開放。在改革開放中發展，在創新中發展，就是深圳經濟特區最重要的經驗。特別是遇到問題的時候，深圳沒有被外界所左右，改革開放的方向沒有搖擺、沒有倒退。所以，能夠堅持改革創新、堅持發展就是硬道理就是深圳成功的經驗。

  第三，建立人才高地吸引全國人才，這也是成功因素之一。深圳之所以發展這么快，全國各地人才匯集深圳創業是一個很重要經驗。人的解放，土地資源的解放，各個方面都解放才叫做解放生產力。人的因素，物的因素都是生產力的重要因素，這兩方面都解放了，才有深圳的大發展。因此，深圳的成功不應忘記人才貢獻。

  第四，充分發揮人力資源優勢。吸引大量勞動力來深圳就業，既為深圳發展做出貢獻，又為深圳富余勞動力找出一條出路。人們常說深圳靠廉價勞動力，這似乎有道理，但是如果當時待遇不高，各地的勞動力會來嗎？所以現在要進一步解決農民工待遇問題。

  深圳下一步究竟怎么發展，還是要在這些基本經驗的基礎上向前發展。在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結合中實現深圳的科學發展，深圳除了要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還要配套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特別要讓深圳的市民在改革開放中有更多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如果說過去靠一個領導人的決策可以改變一個地方的面貌，那么今天靠一個團隊的決策都很難處理好所要面對的一系列的復雜矛盾。要讓更多人參與決策，尤其深圳作為綜合配套改革示范區，對政治發展提出更高要求。

  經濟建設一般是通過把權力交給企業和社會，是通過從上到下放權改革來促進發展。這是過去３０年經濟改革發展運作的路線。但社會建設情況比較復雜，要解決醫療、教育、社保、養老等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政府的責任，主要靠從上到下的政府權力推動。既然如此，政府能不能為所欲為？絕不能！政府決策一定要和老百姓的真正需要結合起來，必須讓公民有更多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深圳在這個問題上有條件大膽探索，認真研究。特別是涉及到重大民生問題要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作用，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決策，要創造合力組織決策，讓群眾參與、討論、決策，保證決策的科學性、準確性，創造出新經驗。

  （羅雪燕 整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韓俊：

  讓外來人口融入深圳可先行

  作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一個試驗區，深圳在外來人口管理體制改革上可以先行先試，為外來人口融入學校、企業、社區、公共服務體系創造條件，為全國城鎮化提供借鑒的經驗。

  經過３０年發展，深圳已經成為人口突破１４００萬人的特大型城市，這在世界的城市發展歷史上可以說是一個奇跡。但是，深圳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嚴重倒掛，一大批長期在深圳工作和生活、把青春和才華都獻給深圳的外來工作者，還不是真正的深圳人。目前，王榮書記明確提出要進一步提高戶籍人口的比重，并開始降低外來人口落戶的門檻。讓外來人口融入學校、企業、社區、公共服務體系，這樣才能夠真正扎實提高城市化的水平和質量，促進城市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

  首先，要從外來人口子女融入學校抓起。外來人口子女融入公辦學校，可以說是外來人口融入這座城市的基礎。沒有融合教育，就沒有教育真正的公平。義務教育階段，體現在起點的公平和過程的公平。同時，還要大力推進高中教育和職業教育的發展和改革，讓義務教育階段以后和高中畢業后升不上學的學生能夠順暢進入各類職業學校，增強他們就業的競爭能力。這樣也是為深圳發展培養一支龐大、合格的產業工人大軍的重大舉措。

  其次，要讓農民工逐步融入企業，促進勞動關系和諧穩定。招工難從全國來講有越來越加劇的趨勢，季節性用工短缺和常年用工短缺同時存在，年輕工人、普通工人短缺也呈常態化。農民工工資水平總體還比較低，今年２３個地區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但最低工資占社會平均工資比重仍然很低。可以說，合理、穩定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開展工資的集體協商是大勢所趨。深圳在這方面已經提出了很好的政策，應當探索出一條新路，為緩解勞資矛盾、促進經濟健康發展、建立和諧社會等方面奠定堅實的基礎。

  再次，要促進農民工融入社區，改善基層治理。最近，深圳市總工會、深圳大學聯合開展了一項調查，調查表明４６％的被訪者希望選出更多的農民工人大代表。深圳在擴大農民工參與社區管理等方面，步子可以邁得更大一點。一方面，可以推動城市社區建設要服務外來農民工，同時還要吸納這些外來人口參與社區管理，促進融合。

  第四，要強化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讓外來人口融入公共服務體系。外來人口融入城市的過程，實質就是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這過程中，戶口的改變是一種形式，而對服務的分享則是問題的本質，外來人口融入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與戶口密切掛鉤的低保、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等等也要逐步覆蓋符合條件的農民工。盡管戶籍政策是整個國家的政策，但是地方仍有很大探索空間，逐步實現戶口最終與福利脫鉤，這是戶籍制度改革應該努力探索的方向。

  （王湛 整理）

  ■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深圳使命更重大任務更艱巨

深圳在改革開放先行先試的第一個３０年中的成就非常輝煌，堪稱典范。深圳從一個小鎮發展到８００多萬常住人口，人均ＧＤＰ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實屬不易。

  我認為深圳無論是在中國歷史還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史上都是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國財富在１７００年占全世界的２２％，鴉片戰爭前１８２０年大約占３２．９％，１９４９年占全球的５％，１９７８年國民生產總值占全球比例只有１％，到今天，經過３０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ＧＤＰ又回升到了全球的８％－９％這３０年才是我國真正的主動開放，是有主權的開放，并且我們學會了開放，在競爭中開放，擁有了技術、資金和管理能力。而特區無疑是中國歷史里程碑的標志性事件。

  特區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也同樣具有標志性意義，以深圳為代表的特區的發展也很好地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在改革開放初期舉步維艱的時候深圳“殺出一條血路”，并使人們意識到社會主義就是發展生產力，就是開放，就是在實踐中不斷尋找適合我們的發展道路。同時，我也認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也要學習資本主義社會先進的體制、管理、知識、技術。我最近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學的相關文獻發現，許多發展中國家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特區模式，是一種成功經驗，對整個發展中國家都是很好的借鑒。

  我曾經撰寫過一篇３０年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評估和分析，發現中國經濟發展的前３０年，到１９７８年我國現代化只推進了９％，而且從城市化水平、農業勞動力結構上看還是一個農業化國家。而改革開放的這３０年，我國現代化建設已經推進了７０％左右。

  看到以上的成就，同時也要看到未來的深圳先行先試使命更加重大，任務更加艱巨。３０年來我們的生產力發展迅猛，但是新的問題新的挑戰也不斷出現，第一是共同富裕，小平同志說要發展生產力還要實現共同富裕，避免兩極分化，那么我們該如何實現這個目標，有沒有什么好的招兒？第二，過去我們認為發展生產力很重要，我們一心一意搞建設，抓經濟，但現在看來，社會事業、文化事業、政府的公共服務都是迫切需要加強的，深圳作為二元結構交融中的城市，面對擁有龐大數量的非戶籍人口，實現服務的均等化，任務非常艱巨。

  未來的先行先試，還有許多難題等著我們，如何克服利益的梗阻？能不能進一步開放，再一次解放思想？我認為我們要打破常規，要認識到以前認為是對的現在不一定對，這個不能干那個不能干的思維定式也要改變。未來深入改革的難度之艱巨我認為將不亞于我們這３０年的改革開放，所以，深圳還要花大力氣，接著大膽地闖、大膽地干，為全國再“殺出一條血路”來。

  （潘若濛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