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運助推中國古代社會發展

　日期：2024-09-0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漕運是中國古代社會重要的水上交通運輸方式，具有濃厚的政治性和國家性，對于保障古代王朝的鞏固與延續發揮了重要作用，并對軍事、經濟、文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解釋說：“漕，水轉谷也”，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亦稱：“車運為轉，水運曰漕。”可見，漕運始終與水具有密切關系。

　　有利于古代王朝維系統治

　　漕運是中國古代社會較為先進的交通運輸方式，滿足了京城物資供給與軍事需求。早在人類社會早期，古人就發現水運較陸運具有極大優勢，不但運輸量大，而且能夠減省人力。《易經·系辭》載：“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這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水上運輸活動。

　　魯僖公十三年（前647），秦穆公為賑濟晉國饑荒，通過渭河、黃河、汾河運糧而開展了“泛舟之役”。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明確記載的大規模漕運事件。魯哀公九年（前486），吳王夫差為北上伐齊，在揚州城下開鑿了中國有史記載最早的運河——邗溝，同樣具有漕運的性質。其后，隨著人類智慧的進步與社會發展的需要，面對地理阻隔，古人充分發揮聰明才智和創新精神，在利用自然水域運輸物資的基礎上，還不斷開鑿運河，并將運河與黃河、長江、淮河、濟水、泗水相貫通，形成了早期的水運交通網絡。

　　隨著秦漢、隋唐、元明清等大一統王朝的出現，京城人口眾多，對漕糧需求極為迫切。西漢元光六年（前129），開鑿漕渠；隋朝大業元年（605）至大業四年，開鑿通濟渠與永濟渠；元朝至元二十六年（1289）、二十九年，開挖會通河、通惠河；明朝嘉靖至萬歷年間，開挖南陽新河、泇河；清朝康熙年間，開挖中運河。以上都是為了滿足京城漕糧運輸需求。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中國古代漕運呈現出官方色彩愈加濃厚、管理制度愈加嚴密、作用愈加廣泛等特點。至明清時期，形成了比較完善的系統，包括漕糧、漕政、漕船、漕軍、漕夫、漕倉等，不同環節彼此聯系、相輔相成。為保障漕糧順利入京，中央政府設置了漕運總督、倉場總督、河道總督等，以便牢牢把握漕運的控制權。關于漕運的重要性，明人傅維鱗在《明書·河漕志》中表示：“漕為國家命脈所關。三月不至則君相憂；六月不至則都人啼；一歲不至則國有不可言者”；清人王心敬在《裕國便民餉兵備荒兼得之道》中也認為：“國家建都燕京，廩官餉兵，一切仰給漕糧。是漕糧者，京師之命也。”大量漕糧、商貨沿著運河源源不斷地輸往京城和軍事要地。一方面，解決了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分離的窘境，滿足了京城供需，強化了王朝控制社會的能力。另一方面，為鞏固邊防、維護國家統一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推動古代經濟發展

　　漕運不僅是古代王朝的政治生命線，而且是重要的經濟廊道。在古代社會早期，由于地理限制、交通工具落后，不同區域的經濟相對獨立，處于相對封閉狀態。當運河開鑿、漕運興起后，憑借便利的水運交通，晉商、徽商、閩商等販運全國各地商貨，互通有無，加快了客貨物資的運輸與交流，形成了一系列商路、市場。除了商人以外，漕運軍丁、水手也利用漕船夾帶大量南北商貨，于沿途發賣銷售，刺激了沿線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繁榮。

　　漕運對于運河區域市鎮的崛起也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大量客貨集聚于沿河碼頭，商賈云集、舟車輻輳，使運河市鎮呈現一派興盛景象。京杭大運河開通后，北京作為漕運終點，日益走向繁榮。《大都賦》稱：“川陜豪商，吳楚大賈，飛帆一葦，徑抵輦下”，全國各地商人匯聚于此，城中會館林立、貨棧遍布、百貨俱陳。天津為河海要地，有“一京二衛三通州”之稱，諸路商貨通過運河、海道運至天津，并以天津為樞紐轉售四方，《新校天津衛志》載“天下糧艘、商舶魚貫而進，殆無虛日”，其商業繁華程度可與揚州、蘇州相媲美。山東臨清位于會通河、衛河交匯之處，為南北襟喉、舟車都會，各地商船、民船入京都須經過臨清。明人桂萼在《北直隸圖序》中言：“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轉漕京師，輻輳而進。”通州、滄州、德州、聊城、張秋鎮、濟寧、徐州、淮安、揚州、蘇州、無錫、杭州等城市也是商業繁華之地，形成了糧食市、牲畜市、鐵器市、棉花市、綢緞市、竹竿巷等專業性市場。

　　除大型商埠外，連鎮、魏家灣、南陽鎮、臺兒莊、窯灣鎮、河下鎮等中小型商業市鎮也日漸繁榮。《清平縣鄉土志》中載魏家灣“商業昌茂，民殷富，最為繁盛之區”；《光緒魚臺縣志》稱南陽鎮為“舟楫鱗次之所”；《光緒嶧縣志》言臺兒莊為“天下第一莊”。盡管不同商業市鎮的人口數量、商業規模差異很大，但其商業市場均通過運河相互貫通，形成了大小互補、上下通達的市場層級。沿河民眾受商業思想的影響，也利用交通及地利優勢，種植煙草、棉花、茶葉、花生、藥材等經濟作物，通過販運與轉售獲取高于糧食作物的收益，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促進不同區域文化交流

　　大量漕運軍丁、商人、官員、百姓沿運河往來，促進了不同區域文化的交流與溝通，使運河沿線文化呈現出開放包容、兼收并蓄、開拓創新的特點。在運河大規模開鑿之前，不同區域間的文化交流較少，文化的借鑒與融合速度較慢。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開通后，漕運路線沖破了南北之間的地理阻礙，燕趙文化、中原文化、齊魯文化、吳越文化、荊楚文化相互融合、彼此借鑒，服飾、音樂、舞蹈、體育、飲食、建筑等文化沿漕運路線傳播，在運河沿線的城市落地生根，并融入當地文化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運河文化。

　　經濟發展、文化交流推動了思想進一步傳播，刺激了刻書業、印刷業的興盛，沿河民眾熱衷于科舉與入仕，產生了一大批仕宦家族，對古代國家與區域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外來文化的影響與生活水平的提高，還使沿河民眾的日常生活、精神信仰發生了較大改變。大量民眾不再堅持勤于稼穡、節約度日的生活習慣，而是通過經商或種植經濟作物發家致富，在追求物質與精神富足上不遺余力。《老殘游記》稱聊城“這東昌府，文風最著名的。所管十縣地方，俗名叫做‘十美圖’，無一縣不是家家富足，戶戶弦歌”；談遷《北游錄》載泊頭鎮“商賈輻輳，南北大都會也”；《天津楊柳青小志》言楊柳青“有運河及鹽河之交通，人民因之多業商，而客于四方，農圃者僅百分之一二耳”。其他漕河諸鎮，莫不如此。在精神信仰上，運河區域民眾對金龍四大王、真武大帝、天妃等水神異常推崇。這種情況的出現，除了與國家關注河道治理、極力提升水神地位有關外，還與商人的傳播、外來信仰文化的傳入密切相關。水神信仰在沿河區域的興盛和大量廟宇的建立，充分體現了運河文化的包容性與豐富性。

　　總之，中國古代漕運的產生、發展和衰落，與地理環境、交通變革、政治供給、經濟需求、文化交流等因素密不可分。有些因素是直接的，對漕運的需求具有直觀性與迫切性。例如，漕運河道的開挖改變了交通運輸方式，加快了漕糧、物資轉輸，滿足了京城與邊防供給，強化了控制社會與維持王朝統治的物質基礎。有些因素則屬于漕運帶來的間接影響。例如，漕運機構設置、漕倉收糧、漕船航行、軍丁夾帶，刺激了沿線市鎮崛起，加快了客貨流通與市場建構，促進了不同區域文化融合，使沿河民眾生活發生了巨大改變。無論直接因素還是間接因素，漕運對中國古代社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這在“國家于漕事最重最急”“國之大事，惟兵與漕”等話語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清代黃運地區河工經費研究”（19CZS028）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聊城大學運河學研究院教授、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山東省運河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