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音景觀與音樂地理研究的興起

　日期：2024-09-0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聲音景觀（Soundscape）是近十余年中在人文地理學界興起的一種新的研究取向，意欲在我們熟識的文本、圖像資料之外，強調聲音在地方感和地方文化建構中的作用與意義。最早提出聲音景觀概念的是加拿大作曲家穆雷·謝弗。他在20世紀70年代初帶領研究團隊調查溫哥華的“環境中的音樂”，最初目標是描繪環境中的噪聲污染。但隨著研究的深入，他們將調查的范圍從自然聲與人工聲延伸到記憶聲、聯想聲、文化聲和社會聲等。為了準確地描述這一工作，穆雷·謝弗借用地理學的landscape概念，創造出Soundscape一詞，即將聲音視為人類生活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明確地將其定義為“聲音環境”。具體來講，作為聲音環境的任何組成都被視為它的研究范疇。

　　穆雷·謝弗倡導的聲音景觀理論被其追隨者嘗試從多個角度進行思考和分析，如美國音樂學家謝勒梅在《聲音景觀：探索變化中的世界》中對其進行了系統研究，并專門將聲音景觀定義為“一種音樂文化有特色的背景、聲音與意義”。而更多的學者以《聲音景觀》期刊為平臺，實現多個學科領域在“聲音景觀”研究主題上的對話和交流。該期刊刊載的論文普遍以與田野工作密切關聯的“聆聽”“聲音漫步”為核心研究方法展開研究，所涉領域包括建筑學、聲學、地理學、美學、音樂學、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傳播學、生命科學等眾多學科。

　　國內學術界對聲音景觀的認知始于音樂學界。湯亞汀在《西方音樂文化比較研究中的新概念》一文中，首先從音樂學的角度分析音樂的發生、發展過程及其背后的環境特點。隨后其他學者積極吸納國外聲音景觀研究理論，在民族音樂學范式下，圍繞“聲音—人—環境”開啟了聲音景觀研究，研究專題主要涉及傳統音樂、城市音樂、儀式音樂，以“回歸音樂”為研究要義，追溯音樂的構成、存在以及變化的過程和意義。音樂學界之外關于聲音景觀的研究始于21世紀初。基于不同的學術背景和學科研究范式，研究者對聲音景觀的研究主要是解析處于不同時空、不同族群的人對聲音的感知、體驗和記憶，注重聽覺的接受在環境感知中的作用。

　　音地關系下的音樂地理學建構與發展

　　音樂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早在先秦時期就為人所認識。如《呂氏春秋·音初篇》中就記載了夏后氏、涂山氏之女、殷整甲、有娀氏分別創造了東音、南音、西音、北音之事，表明當時人們已意識到音樂有東西南北之別。而《左傳》中也有晉人師曠善演八風之說。這些都是人們關于音樂地域差異的最初認識。到了西周時期，人們對音樂與地理環境之間關系的理解更進一步。《詩經》中用十五國風來反映音樂與地域之間的關系。先秦時期，人們不僅注意到音樂與自然地理環境關系密切，而且發現音樂與社會人文環境之間也有復雜的互動關系?！秴问洗呵铩分杏小班嵭l之聲，桑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之說，孔子有“禮崩樂壞”之嘆。

　　20世紀早期，受文化人類學“文化圈”理論思潮的影響，歐美音樂學者開始對世界音樂形態進行宏觀比較分析，并試圖提出一些理論概念，如音樂文化圈、音樂方言區、音樂語言風格區、音樂文化區等以闡釋音樂的地域差異問題。而從地理學背景展開的音樂地理研究則始于20世紀60年代，研究范式遵循文化地理學的理論方法，對音樂區劃、音樂文化擴散、音樂現象的空間結構、音樂文化生態、音樂文化景觀等問題進行了全面的討論，這不僅與文化地理學密切相關，而且與民族音樂學關注音樂與當地文化之間關系的視角也有相通之處。

　　受人文地理學復興的啟發，音樂學界和歷史地理學界幾乎是同時有意識地運用學理闡釋音樂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如1991年出版的《漢晉文化地理》專辟一章討論漢晉時期的音樂與地理環境，系統梳理了漢晉時期我國音樂的流變及其地域差異的形成，并試圖從歷史背景與地域文化的角度分析其形成機制。幾乎同時，喬建中在多年民族音樂研究積累的基礎上，在所撰《論中國傳統音樂的地理特征及中國音樂地理學的建設》一文中指出，若要深入揭示音樂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不僅需要立足于音樂學，還必須積極借助其他相關學科的理論與研究方法。

　　隨后，音樂地理學研究在地理學和音樂學兩個學科分別展開：文化地理學者著重討論不同音樂體裁的地理分布特點，探討其空間格局形成的地理背景，研究的內容與對象主要集于中國傳統民間音樂中的民歌和戲曲兩個類別。這些研究帶有鮮明的地理學傾向，長于從區域角度分析音樂空間格局的形成機制，但對音樂風格的辨別則明顯受到研究材料的制約。而音樂學者的研究雖然從主題上看，對音樂地理的理解與文化地理學者一樣，仍是以討論音樂空間區劃、地理分布、擴散變遷及與地理環境的關系等問題為主，但由于他們諳熟樂曲分析方法，使得他們在研究傳統音樂地理分布時更能把握住音樂風格的內在差異。不過，隨著音樂地理學的不斷發展，學者們注意到聲音景觀在音樂與環境這一主題下可以為尚處于發展中的音樂地理學帶來理論與方法的革命。

　　聲音景觀與音樂地理學研究范式的轉型

　　地方作為地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主要從兩個層面展開研究：一是作為空間層級中的地點、位置，二是作為一個具有獨特品質的區域。對于地方的第二個層面，美國人本主義地理學家段義孚認為，地方是由經驗建構意義的中心，它可以通過視覺、味覺、聽覺直接感知，也可以借用文學、詩歌間接感知，并在感知基礎上形成特有的地方意象。

　　盡管可感知的方式很多，但以往的文化地理研究者更愿意直接或間接采用視覺的方式去獲取地方性知識，形成地方意象。這一研究路徑使得那些無法用文本表達，甚至僅僅是難以用明確的語言表達的如氣味、聲音等文化要素被遮蔽，即使是以聲音作為其主要研究對象的音樂地理學，也同樣如此。

　　隨著20世紀后現代理論對人文社會科學各個方面的沖擊，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范式開始發生轉變。其中之一就是調整了現代性理論中過于關注時間的傾向，空間開始受到學者們的重視，被認為在社會關系的生產中與時間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這一研究范式的轉變迫使地理學，尤其是人文地理學重新審視地方、空間和區域之間的關系，并意識到地方和區域是帶有文化屬性的空間，具有身份認同或情感印記的表征。既然地方的意義是通過表征呈現的，那么通過人們感官可獲取的信息在認知地方過程中都應該具有同等價值。因此，聲音景觀概念的提出，對以可視文化為研究基礎的文化地理學者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學者們意識到聲音一直是人們認知世界、理解地方的方式之一。特別是，聲音景觀強調的是主觀的聆聽，相對比較客觀的觀看或凝視更能激發人們對地方的強烈情感，因而在地方感建構中的意義更為深遠，對地方以及地方性的闡發無疑有著更為突出的價值。正因為如此，地理學者開始關注聲音景觀問題。如法國學者對19世紀里昂城市改造過程中的聲音景觀變遷進行了系統研究，提出19世紀里昂的城市改造使街道的寬度與布局以及建筑外立面發生改變，直接導致了城市聲音景觀在一個世紀內發生了重大變化。筆者曾通過對陜北民歌的地域傳播歷程進行梳理，討論了標志性聲音景觀和符號性聲音景觀在政治因素影響下的轉化，以及地方記憶在陜北民歌傳播中的作用。

　　由聲音景觀概念的產生、發展以及研究現狀可知，其要義在于強調聲音與環境的關系，這不僅與文化地理學的經典論題文化生態相契合，更重要的是將聲音在感知地方中的重要性闡發出來，揭示聲音在表征地方文化中的作用與意義。這正與近年來文化地理學研究中對景觀、環境、地方等地理要素賦予社會文化意義相一致。其中，新文化地理學因為更關注文化政治的內涵與外延，使得聲音景觀和音樂地理研究結合成為揭示聲音與環境，或者是音地關系的重要方式：透過音樂在地方感形成中的價值，分析與研究地方/空間及其表征獲取文化/社會意義的過程，進而拓展與深化文化地理學對人地關系的研究，推動基于中國本土社會文化特質的文化地理學理論與研究方法的進步。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