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學理中國】落實“三大全球倡議”，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

　日期：2024-09-0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對外工作必須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踐行全人類共同價值，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深化外事工作機制改革，參與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要有效應對外部風險挑戰，引領全球治理，主動塑造有利外部環境”。這凸顯出全球治理的中國自信與自覺。這種自信，源于中國式現代化所創造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源于五千年文明底蘊，源于中國對人類和平與發展事業的巨大貢獻。這種自覺，就是自覺地再造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底層邏輯。

　　黨的十八大以來，奮發有為的中國外交，越來越著眼于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中國正在實現從全球治理的參與者、建設者、改革者到引領者角色的轉變，體現在：

　　——物質層面：物質性公共產品，代表性的是全球發展倡議。發展是解決人類一切問題的總鑰匙；發展赤字是困擾人類社會的頑疾。如何實現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SDG）？如何實現包容性發展、共同發展、可持續發展？2021年9月21日，習近平主席在第76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提出全球發展倡議。這是中國向國際社會提供的又一重大公共產品。

　　全球發展議程已經進入倒計時，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和169項具體目標必須在2030年之前實現。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SDSN）”（主席：杰弗里·薩克斯）日前發布了評估各國SDGs進展情況的《2024年可持續發展報告》，對全球的現狀感到危機。關于全球整體的SDGs進展情況，報告指出：“盡管目標是2030年實現，但從所有目標的平均完成率來看，僅取得了16%的進展，剩下的84%則為有限進展或出現倒退。全球整體進展依然太慢，并且各國的目標完成情況參差不齊。”報告特別對目標2“消除饑餓”、目標11“建設可持續城市和社區”、目標16“為所有人提供和平與公正”等目標表示了擔憂，認為“脫離了實現目標的軌道”。全球SDGs的進展在2020年左右因新冠疫情的暴發而停滯。此后，沖突導致國際社會分裂，再加上全球變暖引發的極端天氣頻發，給SDGs的進展帶來了重大打擊。聯合國于2023年9月召開了關于SDGs的首腦會議，確認了目標達成處于危機狀況，并通過了要求各國采取緊急行動的政治宣言。

　　通過對發展問題“再聚焦”、對可持續發展目標“再承諾”、對全球伙伴關系“再提振”、對國際發展合作“再激活”，中國為縮小南北鴻溝、破解發展不平衡提出了“路線圖”，為推進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供了“加速器”，為推動實現更加強勁、綠色、健康的全球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凝聚起強大合力。全球發展倡議和“一帶一路”倡議不斷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促進全球共同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

　　——制度層面：制度性公共產品，代表性的是全球安全倡議，旨在破解美國霸權體系，從制度層面開創沒有霸權的共同安全、可持續安全新時代。三大全球倡議尤以安全倡議最難為西方所接受。故而以總體國家安全觀基礎上的全球安全倡議為例，說明中華智慧如何超越西方。

　　中西方在底層思維邏輯上存在顯著差異。中國哲學強調的是“道”，認為宇宙萬物皆受“道”的統攝，追求自然和諧與倫理道德的統一。這與西方傳統——將善與惡、物質與精神、自我與他者、戰爭與和平對立起來——形成鮮明對比。在這種視角下，國際關系被視為一個戰場，各國行為被解讀為零和博弈，其中一國得益必然使另一國受損，基于稀缺的競爭觀念不僅限制了合作的可能性，還可能加劇國際緊張和不安全感。

　　國際關系中的現實主義理論強調大國間的權力競爭和安全困境，在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中，安全十分稀缺，國家為了確保安全，往往采取進取性的戰略參與競爭，這種競爭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沖突和戰爭的發生。可以幫助理解美國對中國崛起的反應，美國將中國視為潛在的挑戰者，經常誤解或夸大中國的行為作為對美國霸權的直接挑戰。這種假設性敵對態度導致了美國在其外交政策中趨向于構建針對中國的聯盟體系。“小人同而不合”，基于對抗的聯盟體系往往是脆弱的，其構建邏輯缺乏真正的共同利益，聯盟內部缺乏深層次的合作和信任。西方短視的聯盟戰略忽視了與中國合作解決全球性問題的潛力，從而可能錯失維護國際穩定和繁榮的機會。

　　在安全觀上，中國更注重道德和集體的和諧，從而倡導一種基于合作、共贏的國際關系模式。這種模式認為全球問題需要各國共同協作解決，強調互利共生。而西方的安全觀念則以個體主義、權力對抗和利益競爭為核心。根本的思維方式差異影響了中西方在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中的行為模式和戰略選擇。

　　——精神層面：觀念性公共產品，代表性的是全球文明倡議，旨在解決不同文明如何和諧相處，現代化的文明根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問題。人類歷史上各種文明大放異彩，構成了人類文明百花園。自近代以來，歐洲經過宗教改革和革命，把人從神那里解放出來，告別黑暗的中世紀，形成所謂的現代性。經過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尤其是工業革命，歐洲領先世界，把自己包裝成為現代文明，以“普世價值”向外推廣，全球殖民掠奪，將這種現代性的全球擴張說成是全球化。現代性作為一個地方性的歐洲概念，變成了一個全球性的概念。現代化成為各國孜孜以求的夢想，也就成為工業化和西方化的代名詞。對此，《共產黨宣言》有深刻描繪：“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

　　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西方的現代化話語霸權，形成三大效應：

　　一是告別了所謂的現代化就意味著西方化的迷思，還原了現代化乃各種文明不斷適應變化了環境的一種運動：茍日新，日日新。在西方話語體系中，現代化的前提是現代性。現代性（modernity）一詞與古典性（antiquity）相對應，源自基督教神學，其一是基于時間的線性與斷裂性，其二是基于理性的運用，由此形成“兩希文明”內部的古今之辨或者存在主義的活在當下。這種源于“兩希文明”的現代性本身既帶來了科學的福音、理性的勇氣、技術的進步與人類的發展，也帶來了可持續發展問題和公平正義問題，出現了祛自然和祛精神的啟蒙心態。自然被客觀化成為被人改造的對象，精神被祛魅化成為理性的婢女，如是，凡俗時代成為西方現代化的主要內容，尼采從內部“堡壘”爆破產生的價值廢墟日漸沉淪。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指出，“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就超越了近代西方把人從神那里解放出來的“現代性”和資本導向的西方現代化邏輯，以人民為中心超越人文主義。

　　二是現代化不是去傳統化。傳統文化，不僅不是現代化的障礙，而是現代化的滋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各具特色的現代化道路，植根于豐富多樣、源遠流長的文明傳承。人類社會創造的各種文明，都閃爍著璀璨光芒，為各國現代化積蓄了厚重底蘊、賦予了鮮明特質，并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共同為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作出了重要貢獻。”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充分挖掘各國歷史文化的時代價值，推動各國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國式現代化“既傳承歷史文化、又融合現代文明”，“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與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鑒，必將極大豐富世界文明百花園”。

　　三是現代化是復數，不是單數，文明也是復數，打破了古代、近代、現代文明的線性進化分類，是各種文明萬類霜天競自由。所謂的“普世文明”一說，其本質是基督教一元論。現代化不是資本的全球擴張，是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這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本主義，人民中心，超越了歐洲的人文主義；超越了文明是文化的結晶，還原了文化乃文明的結晶。黑格爾說，各種古老文明死了，它們只有融入到西方“普世文明”中，才有未來。這就是文明意義上的西方中心論。“中國式現代化”超越了基督教文明敘事，是從人類文明史高度，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為目標的現代化，再造現代化，讓文明成為文明。

　　三大全球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已經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戰略引領。正如《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倡議與行動》白皮書指出的：“人們普遍認識到，和平穩定、物質豐富、精神富有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追求。發展是安全和文明的物質基礎，安全是發展和文明的根本前提，文明是發展和安全的精神支撐。中國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從發展、安全、文明三個維度指明人類社會前進方向，彼此呼應、相得益彰，成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依托，是解答事關人類和平與發展重大問題的中國方案。”

　　三大全球倡議顯示，全球治理的中國自信正在變成中國的自覺行動，就是自覺地把中國國內改革開放與全球治理密切聯系，自覺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全球治理的中國自信與中國自覺，是時代的呼喚。真正的全球治理不是美國治理世界或者西方治理世界，而是世界各國，尤其是代表人類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根據《聯合國憲章》和其他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對全球性質的挑戰的集體行動。全球治理必須是真正全球的。正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當代政黨平臺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