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經濟中國的今天與明天

　　要理解今天中國經濟的現狀，就必須理解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改革開放40余年來，中國是在開放和全球化狀態下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深度嵌入世界經濟。也就是說，內部經濟發展和外部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但近些年來，由于美國推動的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世界出現“逆全球化”趨勢，中國經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外部環境壓力。在國際層面，中國經濟的壓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美國推動的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2016年特朗普上臺后，美國大力推動對華經濟“脫鉤”，對外貿易關系極限施壓，試圖遏制中國經濟崛起。尤其在高科技產業領域，美國對華技術封鎖達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第二，復雜多變的地緣政治環境。俄烏沖突、哈以沖突盡管是區域性的，但也使全球資本與能源流動受阻；美國頻繁制造中國周邊熱點，比如支持臺獨勢力、介入南海問題，意圖收緊對中國的地緣圍堵。這些都促成一些外資的錯誤認知，認為類似的沖突會延伸到亞太地區，這直接惡化了中國的營商環境。

　　第三，美國與西方媒體大肆進行對華經濟認知戰，制造“中國經濟硬著陸”“中國經濟頂峰論”“中國經濟衰落論”，甚至提出中國是“不可投資之地”。經濟領域的“認知戰”已經是美國對華總體戰略的一部分，嚴重影響中國商業環境和國際形象。

　　第四，美國內政導致的外溢效應。美聯儲急劇提高利率吸引全球資本回流，既沖擊中國經濟，也損害新興市場。這種使用“強力美元”政策對全球頂尖技術、優質資本和高質量人才的吸引力是很大的，不僅是針對中國，對歐盟的負面影響也逐漸加大。

　　盡管當前的外部環境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極大的困難，但中國經濟展現出強大的抵御能力。在美國對華極限施壓下，中國經濟未被“打垮”，并表現出強大韌性。通過諸多外交領域的努力，中美關系也避免了陷入急劇惡化。盡管兩國直接經濟往來有所減少，但間接經濟聯系仍在持續。可以說，特朗普時期美國冷戰派想對中國“速戰速決”，把中國“打趴下”的政策已經破產。拜登政府基于這個現實把美國的對華政策調整成為長期的競爭。

　　中國主要ETF的資金流入創歷史新高，可與2015年“國家隊”救市期間相媲美（圖源：彭博社，2024年1月31日）

　　就現有經濟形勢而言，現實層面確實有了很大的變化，人們對中國經濟的認知并非毫無道理。然而，在學術層面，更多的問題體現為經濟學問題，而非經濟現實的問題。迄今，中國經濟學還在被部分海外學者所主導，這是經濟學界的悲歌。當海外的各種基于西方經濟經驗之上的經濟學被用來解釋中國經濟現實的時候，經常出現不可思議的類比。中國經濟學界過于追隨西方理論，并沒有形成立足中國實踐的經濟理論體系。無論是哈耶克還是凱恩斯，其經濟理論針對的都是西方實踐，和中國的實踐經驗沒有必然的相關性。西方所謂的“經濟學猶如物理學，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主張即使在西方都已經破產，但在中國依然有巨大的市場。其原因在于，當中國沒有自己的經濟學理論來解釋自己的時候，各種外來品就大行其道。所以，中國亟須建立符合國情、立足實踐的、原創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不僅解釋現實，而且為經濟決策提供正確指導。

　　當前中國經濟實踐是兩種經濟學的融合體：一種是市場經濟，遵循市場供需關系為根本；另一種是“政府經濟”，遵循“輕重”——也就是權衡經濟發展的動力，是更多來自市場，還是來自政府。概括地說，至少如下五個方面既是我國經濟的實踐經驗，也是經濟發展的潛力之所在。

　　第一，在制度安排上，中國形成了基于市場供需之上的政府調控作用的經濟體制，實現了市場機制和政府宏觀調控的有機結合。

　　第二，一系列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崛起。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生物醫藥、新能源等，這些都開始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同時，中國已經在新能源汽車、高鐵設備、風光發電等領域擁有世界級的產業集群。那些簡單地把中國和90年代的日本作比較的學者忽視了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相較于當時的日本而言，今天的中國不僅僅是產業體系最為完整的經濟體，更產生了新型的產業集群。

　　近期地方兩會紛紛拉開帷幕，各地政府著力布局“低空經濟”發展（圖源：網絡）

　　第三，中國正從技術引進國轉變為自主創新國，這將有力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在美國對華“卡脖子”、技術“脫鉤”的背景下，倒逼中國實現更多“0-1”的技術創造和應用技術水平的提升。今天，中國政府和企業（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部門），都加大了科研投入，促進了中國從應用到原創的進程。如果沒有美國施加的壓力，中美間的技術競爭可能還會晚一點才進行，中國的投入不會像今天那樣的增加。

　　第四，在外部環境壓力下，中國企業加速推進全球產業鏈布局。今天，我們產業鏈和供應鏈正在迅速區域化和國際化，中國企業正在向越南、墨西哥等地遷移。這是在美國對華打壓的背景下，企業為進入北美市場，按美國設定的政策路徑遷移的結果，且外遷的現象正加速出現。短期來看，這確實影響了中國對外貿易額度，但長遠來看，這反而在加快促進中國跨國企業的成長。畢竟，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中國資本的國際化是不可避免的。

　　第五，更大的壓力促成更深刻的改革開放。中國過去的經濟增長得益于改革開放。黨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去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最大的政治”，“高質量發展是硬道理”，強調要“推動制度性開放”，“加大國家統一市場建設力度”等，這些改革是全領域、全方位的，正在形成一股巨大的新動能。

　　然而，發揮中國的經濟潛力存在堵點和難點。

　　一是經濟內卷，即各地方之間的惡性競爭。與經濟內卷相伴而來的是地方主義抬頭與市場的碎片化。這與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背道而馳。當經濟的增量出現問題，各地就轉向競爭存量，因此出現內卷現象。因為各種原因，例如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干部業績的考核，一些地方官員不僅互相招商引資，更是阻止本地企業轉移到外地，千方百計地想把GDP留在本地。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學家曾經用“諸侯經濟”來形容當時盛行的地方保護主義。后來通過市場化改革，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一些區域自由貿易組織，地方主義消退了。但現在地方保護主義又有回潮的勢頭，如果這個勢頭不能逆轉，那么不僅將阻礙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從長遠看，更會通過阻礙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而有效降低經濟效率，從而影響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不過，從另一角度看，也表明一旦全國統一大市場形成，經濟增長的潛力就可以得到源源不斷地釋放。

　　“大家都暗暗較著勁，比如，同一個新能源項目，我們得知鄰省城市有引進意向后，馬上組織專班，對照研究，給予更優惠政策和更周到服務。”（圖源：新華網）

　　二是中央宏觀層面的政策調整仍未轉換成地方紅利。十八大以來，中央出臺了數千項改革舉措，但在經濟領域真正落實的政策數量并不多。最近的有關民營經濟的政策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央層面所能做的都已經做了，包括強調“兩個毫不動搖”、出臺民營經濟31條、成立民營企業發展局等，但這些很難反映在地方層面。地方的政策執行水分很大，落實不到位，甚至相反。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依然盛行，有關部門不負責任，也不敢負責任。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政策一直在空轉，難以落地。

　　三是非經濟部門出臺的政策對經濟的影響。近年來，各部門都是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制定改革政策，推進改革政策，事先沒有考慮到這些政策對經濟的影響。盡管各部門的改革也非常有必要，也是為了增進國家利益，但因為沒有科學地評估各類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往往造成一些學者所說的“合成謬誤”，對經濟和資本構成重大的負面影響，甚至沖擊。正因如此，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強化政策統籌，確保同向發力、形成合力。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加強對非經濟性政策的統籌（圖源：中經總網）

　　任何一個國家的高質量發展都是通過基于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而實現的。在這個意義上，推動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勢在必行。實際上，舊的“三駕馬車”——投資、貿易、消費，如果想要繼續發力，也必須基于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如果沒有基于技術升級之上的產業升級，國家很難實現高質量的可持續發展。

　　而新的“三駕馬車”，就是實現高質量經濟發展的三個必要條件：第一個條件，必須具有一大批有能力進行基礎科研的大學和機構；第二個條件，必須擁有一大批能夠把基礎研究轉化成應用技術的企業或者機構；第三個條件，必須有足夠支撐基礎科研跟應用技術轉化的金融支持。

　　基礎科研不是資本密集型。哪一個諾貝爾獎是資本主導出來的？如果一定要使用密集型的概念，就是興趣密集型，科學家們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學術興趣就行了，科學發展有自己的邏輯。

　　應用技術轉化是資本密集型的，但是應用技術轉化風險很大，所以才發明了風投。因為政府不能用納稅人的錢來做風險大的投資，傳統銀行也不能拿著人家的存款這么做，只有風投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金融建設非常重要。金融要支持企業的技術轉化，在美國就表現為風投。我們對金融的重要性認知還不足，對金融跟實體經濟的關系沒有解釋透。我們不能把金融跟實體經濟區分開來。像美國那樣實體經濟過度金融化、金融過度虛擬化固然導致了太多的負面效果，我們必須防止出現類似的情況。同時，美國出現了問題也并不等于我們不強調金融了，因為缺少了金融，經濟就沒有足夠的血液。中國下一步能不能成為世界經濟大國？不僅要看實體經濟，而且也要看金融；沒有金融，中國經濟無論是內部的可持續發展還是走出去，都會變得很困難。

　　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和金融服務支持，這是工業化發生250多年經濟歷史中一個經濟體從低度發展轉型升級為發達經濟體的三個必要條件。前兩個條件中國已經充分意識到，也在努力，金融服務還有待于發展——盡管已經提出了建設“金融強國”的目標，但發展依然處于早期階段。這從另一個側面表明，一旦中國找到正確的金融發展模式，光是金融這一塊就可創造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大新動能，更不用說金融對其他經濟領域發展的推動作用了。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圖源：央視）

　　經濟中國應該如何前行？至少可以從以下六個方面獲取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第一，進一步加強非經濟部門與經濟部門之間的協調。中央已經明確“高質量發展是硬道理”，那么非經濟性政策也要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以非經濟部門來服務宏觀經濟的發展。而要想引導非經濟部門克服自身的“部門主義”傾向，我們需要加強中央政府的政策協調功能。中國式現代化必須置于強有力的黨的領導之下。各部門自己設計自己的改革、自己改革自己、自己評估自己的改革，這種情況必須得到改變。各部門的改革要服從總體國家利益，圍繞“高質量發展是硬道理”這一原則，一切為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這就要求中央政府強化協調功能——通過協調，把各部門的利益導入整體國家利益。經濟部門和非經濟部門需要互相評估自己出臺的政策對對方的影響，做好預判和對應方案。也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改革的碎片化，避免“合成謬誤”。

　　第二，區域經濟一體化與國家統一市場建設。通過區域經濟一體化來建設國內區域統一大市場，長三角三省一市在這方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其他區域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和京津冀等區域應該向長三角學習。京津冀需要平衡中心城市的虹吸效應，同時強化其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和擴散作用。粵港澳大灣區尤其要關注如何讓內地九個城市互相協調的問題。另外，考慮到粵港澳大灣區涉及“一國兩制”的特殊條件，我們可以重點參考歐盟的經驗，深入研究借鑒20多個主權國家組成的歐盟是如何做到市場一體化的。不管如何，需要推動新一輪行政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核心之一，也是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建設。新一輪的行政體制改革可以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為目標和抓手。

　　第三，針對民營企業和地方政府出臺的政策作“清單式梳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依靠的是“兩條腿走路”——民營經濟和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相對困難的時候，就要進一步動員民營經濟和地方政府這兩個發展力量。現在一定要進行“清單式”的梳理，搞清楚堵點難點到底在哪里？民營企業發展的堵點難點在哪里？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員發揮作用的堵點難點又是什么？只有清楚地識別并解決這些問題，才能把中央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轉化成為地方的經濟紅利。

　　第四，第三次土地制度的改革。歷史地看，中國每一次成功都與土地改革有關系。毛主席的革命成功歸功于土地制度改革，鄧小平的改革成功歸功于土地制度改革。前兩次的土地改革都成功了，現在我們需要“第三次土地制度改革”。實際上，土地制度改革的提出已經有數年，也有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三權分置”等，但好多政策還沒有切實地推進。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不能忘記農業、農村、農民的現代化。我們一直在呼吁，要逐步取消戶口制度：城鄉只是居住概念，而不應是身份概念。城市不僅是城市居民的居住地，也可以成為農民的新家園。同樣，農村也可以是城市居民居住的地方。戶口制度只是新中國成立以后一個特殊歷史階段的特殊安排，我們不能也不可能把它永久化。我們現在要鼓勵城鄉的雙向流動。一直以來，因為城市的虹吸效應，農村的要素持續流向城市，農民有錢了就到城市買房，把小孩送到城市里讀書。政府對農村的投入盡了最大的努力，但畢竟有限，社會資本又很難下鄉。因此，應當鼓勵城市的中上階層到農村居住——他們也是重要的生產要素。這需要第三次土地制度改革。目前改革的方案已經有了，問題就在于如何加快推動落實。

　　1947年，中國共產黨正式公布了 《中國土地法大綱》，推動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圖源：內蒙古紅色革命多媒體資源庫）

　　第五，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在建設金融強國方面，尤其是要發揮好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獨特作用。我們要克服一些人所說的香港面臨的“孤島化”問題——眼下美國西方打壓香港，區域內一些政府也有意識地跟香港競爭，吸收香港的金融和人才等要素。這種情況必須有所轉變。我們如果要成為一個世界級的經濟強國，就必須建立一個世界級的金融中心。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以來的美國為什么強大？為什么日本、德國、法國這些不同時段的世界強國，都只是二流的經濟強國？這里的關鍵在于金融。我們國家如果要成為世界一流的經濟強國，就必須發展香港這個世界性的金融中心。在香港金融這些年受到各種挑戰，受到各種負面環境影響的情況下，我們一定要重塑香港的國際金融地位，通過與大灣區的融合，尤其是與大灣區主要城市如深圳、廣州的協同，把香港塑造為“第二個金融中心”。上海這一金融中心是為我們的金融穩定服務的，香港、深圳和廣州可以建設基于勞動分工之上的金融服務樞紐，跟華爾街競爭。

　　第六，加大對外開放力度。對外開放方面，我們至少可以考慮如下5個方面的舉措。

　　1. 在經貿方面，斗爭但不“脫鉤”；在維護核心國家利益方面，斗爭但不沖突，在維護核心國家利益的同時履行大國責任。美國對我們“卡脖子”，搞“脫鉤斷鏈”，我們要敢于通過斗爭去維護國家利益，但同時我們不僅不主動脫鉤，而且要主動分化西方政治、資本和社會力量，讓冷戰派的脫鉤破產。同樣，我們必須堅定維護核心國家利益，遏制他國侵犯，但也要履行和平發展的大國責任，克制自己。中國式現代化的第五個特征就是和平發展，這是我們的大國責任。

　　2. 推進圍繞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的高水平開放。繼續和國際規則對接；在對接的基礎上，參與規則制定；在參與的基礎上，爭取規則制定權。

　　3. 推進精準的單邊開放。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開放本身就是中國給世界可以提供的最好的國際公共品，也是大國的一份責任。同時，我們在開放過程中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和崛起。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我們可能要有精準的單邊開放政策。經驗地看，單邊開放很重要。美國之所以強大的一個關鍵原因就在于其開放市場——二戰以后在世界范圍內吸收了優質的資本、先進的技術和高端的人才。無論是英國、美國，還是其他國家，都是根據自己的需要在一些領域實行單邊開放的。我們不要過于迷信對等開放，要歷史地看待它。我們國家也曾通過單邊開放謀發展：在20世紀80年代缺少資本的情況下，我們通過“請進來”引入資本，這就是單邊開放；在20世紀90年代，我們為了加入WTO，修改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一萬多條法律法規、政策，這也是單邊開放；近年來，從上海進博會到最近對歐洲多國和馬來西亞的單方面免簽，也是典型的單邊開放。我們的單邊開放已經開了一個好頭，接下來希望能把單邊開放擴大到更多的領域。這方面，我們可以系統地分析中歐投資協議、CPTTP、DEPA等，從而確定哪些內容我們可以根據自身需求優先實施。單邊開放不是無原則的改革開放，而是根據我們的需要推動的開放，可以把它稱為“精準單邊開放”。并且，我們發展到今天，也有實力基礎和經驗實行精準的單邊開放。

　　4. 加快落實RCEP，推進中國—東盟共同市場建設，以充分利用其潛在的經濟紅利。進而，要在RCEP的基礎上構建中國—東盟共同市場。商務部已經在和東盟開始進行3.0版的自由貿易區談判，但3.0版的自由貿易區只是在2.0版基礎上進行了一些增補，自由貿易區的概念和方法已不足以滿足中國和東盟日益增長的發展需要了。現在，與傳統的貿易投資不一樣，我們的供應鏈、產業鏈都已經延伸出去了。所以，我們要有更高水平的開放和更高水平的區域產業布局，也就是共同市場的建設。中國和東盟之間的經貿關系已經有了很深厚的基礎，接下來可以推進中國東盟共同市場的建設。

　　5. 建設開放的企業系統，構建中國的跨國公司。要連通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市場，也就是把內循環和外循環結合起來。尤其是在企業層面，我們要通過建設開放的企業系統，推動構建中國的跨國公司。現在，我們的很多企業也只是地方性的，甚至還沒有實現跨省。也就是說，生產要素沒有實現自由流動和配置。不管如何，中國的企業發展到今天，“走出去”——構建跨國企業是必須走的下一步。其實，通過內循環外循環相結合，可以把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和嵌入國際大市場也結合起來。

　　編輯 | 覃筱靖 袁浩延

　　審核 | 馮簫凝